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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江南都市報開設《都市新觀察》欄目，以下爲《中國戶改水太深江西怎樣能過河》節目的內容實錄。
主持人：千年前，著名武俠小說家金庸(原名查良鏞)的先祖查瑜從江西的婺源遷往浙江海寧成爲名門望族時，並沒有戶口、暫住證和外出務工證的羈絆。像這種人口遷移的記載，我們在民間的族譜中隨處可見。沒有制度阻攔的人口遷移，讓許多“過客”成爲“歸人”，這種狀況一直延續到195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的出臺。
然而“三年自然災害”，中國計劃經濟時代背景下的商品糧供應進入全面緊張。1963年，公安部依據是否吃國家計劃供給的商品糧，將戶口分爲“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又陸續將勞動用工、住房、醫療、教育、就業等公民的權益事務同戶口性質相掛鉤。於是，戶口那些證明公民身份、提供人口資料和方便社會治安的基本功能得到增強。懵懂間，人們的命運突然被組織化、凝固化了。從這時起，有了投向“上海人”、“江西人”等不同地域的不同目光，有了“鄉下人”和“城裏人”卑微和榮光的心理和命運。
時至今日，中國邁入市場經濟的門檻已經多年,市場經濟的最基本要求是市場要素的自由流動、自由競爭。然而，現行的戶籍制度並沒有隨着經濟的發展與時代的變遷“與時俱進”,它不僅成爲數以億計的進城務工農民及城市知識遊民心頭的一道硬傷，更成爲中國經濟加速發展的現實性體制障礙，同時也成了破解“三農”難題的根本性制約因素。現行戶籍制度改革的呼聲在全國響徹。
5月28日，《江西省人民政府關於2007年深化全省經濟體制改革的意見》中提出，“要進一步改革戶籍管理制度，探索建立城鄉統一的戶口登記管理制度，促進全省城鄉一體化進程”，江西的戶籍管理制度改革已明確被提上議事日程，專家也就此提出了具體的改革措施和辦法。現行戶籍制度改革已箭在弦上，但不少兄弟省市卻以失敗結束戶改的嘗試，不得不走回舊路。江西的戶改在中國沒有成功案例的參考，成或敗，留下太多懸念。
戶籍制度的“異時代”表現
爲這個城市的發展作了貢獻，卻依然成爲這個城市的邊緣人，因此這爲很多人平添了昨日之憂、今日之煩、明日之愁。戶籍制度的存在，表現出與這個時代相異的“異時代”不公平性。
-就業上最不公平的競爭
4月11日，中央財經大學法學院民商法研究生黃元健向北京市西城區法院遞交訴狀，將國家大劇院告上法庭，理由是，此前國家大劇院在對外招聘工作人員時，招聘啓事中明確規定應聘人員應具有北京市戶口。這被黃元健認爲其中包含有明顯的“戶籍歧視”。
招工必先查戶口，不同的工作崗位，有不同的要求。那些環境較好、技術性較強、待遇較高的工種，往往從持有城鎮正式戶口者中選擇。而一些流動性較大、繁重而艱苦的工作崗位，戶口要求可以放寬，才允許農村人或外地人來“拾遺補闕”。在競爭前，有人因此被剝奪了機會。
-教育上的極端馬太效應
2005年海南高考理科狀元李洋，因爲其“高考移民”身份，被清華大學拒之門外，後被首次到內地招生的香港城市大學錄取。
李洋是不幸的又是幸運的，他沒去成夢想中的“清華”，就是因爲他的戶口問題，但又被不考慮戶口的香港城市大學錄取。其實法律上人人有受教育的權利，但事實上，由於客觀條件的限制，不可能人人都受到良好的教育，馬太效應在教育上體現得最爲明顯。造成受教育機會不均等，戶口因素是極爲重要的一條。
此地和彼地，城市和鄉村，重點學校和非重點學校，教育受到重視的程度不同，投資不同，辦學條件和教師質量不同，因而教育發展水平相差懸殊。每年的“高考移民”就是一個典型。
-公建投資上的顧此失彼
國家投資興建的大量公用設施，如圖書館、影劇院、展覽館、公園、商場等，持有不同戶口的人，受益的程度也是不一樣的。沒有城市戶口，就很難在城市工作`，更難定居下來，因而對公用設施的享用也就極其有限。目前的農村，只要有一個寬敞的曬穀場，就能演一臺自娛自樂的戲。
-經濟適用房的城鄉歧視
附着在戶口本上的經濟差異中，住房是第一位的。南昌市經適房的最高限價爲每平方米1860元，但今年1至2月南昌市區商品房的均價爲每平方米3794元，不管你有錢沒錢，只要想買房的外地人，必須支付這中間每平方米近2000元的差價。
城市實行了住房公積金制度、經濟適用住房制度、廉租住房制度爲主要內容的城鎮住房保障制度建設。在城市內住房高價時代，經濟適用房制度的適用對象僅僅是具有城鎮戶籍的低收入人口，外地人均不能購買經濟適用房。
-社會保障中的異地壁壘
2005年在廣東省恩平地區發生的“1·23”特大交通事故案件中，同一輛客車死亡的城市人獲得賠償金爲247608.00元，而農村人獲得的賠償金僅爲91091.60元，兩者相差156516.40元，有將近2倍之多的差額。
2001年，我國開始進行完善基本養老保險制度改革試點，實際上，養老保險難以覆蓋到流動人口，不僅是因爲這些人口靈活就業的特點，也來自於當前現收現付體制存在的問題，從而使得繳費主體缺乏信心。
在社會救助體系方面，目前中國也仍是地區性的，對於城市低收入人口，包括新遷移人口一旦由於種種原因喪失獲取收入的能力，就能獲得救助，但外地人要獲救助則是從哪來回哪去。甚至就人身傷害賠償，因爲城鄉差別，也是同命不同價。
主持人：德國法學家約瑟夫·科勒說過，“沒有永恆的法律，因爲適合於一個時期的法律並不符合另一個時期，法律必須與不斷變化的文明狀況相適應，而社會的義務就是不斷地制定與新的形勢相適應的法律”。
具有天府之國之稱的四川成都,日前成爲“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其進行了一系列的戶改實驗。同時，還實行農民有條件置換城鎮新型社區住房，對自願放棄土地承包經營權的農民，給予適當經濟補償；完善城鎮新型社區農民的教育、就業和社會保障等一系列措施。成都的涉水而行,是成爲戶改的先行者,還是如同全國一些城市一樣成爲戶改的“先驅”，則需要時間的檢驗。但無論如何都會給江西的戶改帶來思索。
真正可複製的是成都探索創新的精神
四川省社科院社會學所所長郭虹：改革不能單兵推進
《江南都市報》：近兩年，成都在統籌城鄉發展，消除城鄉二元結構方面進行了許多大膽的探索和創新，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成都積累了不少有益的經驗，已成爲“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成都在戶籍改革，消除城鄉二元結構的工作中，遇到過哪些問題？戶籍改革最大的難點在哪裏？
郭虹：改戶籍很簡單,只要作出決定,公安部門可以迅速將戶口變更，但核心是社會各部門的配套政策難以到位。戶籍後面附着的東西太多,沒有一系列的制度改革、部門協調、資源重新配置，戶籍改革就起不到作用。因此，戶改的難點不在戶口本身，而是戶口背後的利益。
成都在戶改上之所以取得成績，主要是開展了“一體化”，包括道路、交通、商業網點，甚至是廁所，首先規劃不是按農村、城市來進行，而是城鄉統籌。財政投入也是一樣，建立城鄉統一的行政管理體制,其次建立覆蓋城鄉的基礎設施及管理體制、建立城鄉均等化的公共服務保障體制、建立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建立城鄉統一的戶籍制度。
因此，“戶改”要取得實效，必須着手解決一些“相關的制度性安排”。成都的改革關鍵在於破除了制度性障礙，提出了三集中，即“農民向社區集中”、“工業向園區集中”、“土地向規模化集中”。要破除制度性障礙，關鍵又在政策上的破解，是不是能給政策寬鬆的環境，否則成都的一些行爲可能會被列入違規。如成都所採取的“全市統籌”，財政由市統一調撥，到目前爲止，這都不是制度性安排，而是一種政策性安排，從長遠來看，需要把政策性安排變成制度性安排，當然這需要得到中央的支持。
《江南都市報》：成都在戶籍改革方面進行了一系列的嘗試，尤其是在福利分配上，成都的經驗能給江西或者別的省份帶來哪些啓示？
郭虹：其實這正是成都目前的難點，成都的經驗是不是可以複製成爲困惑。四川省也要開始着手進行全省的“城鄉一體化”，但成都哪些經驗是可以推行，哪些經驗到其他地方就會水土不服，目前還不得而知。但是，如果江西或者其他的省份想從中獲取些經驗，我認爲真正可複製的是成都那種探索創新的精神，而不是那些制度。首先要站在百姓的立場想問題，權爲民所用，利爲民所謀，政府要規範性運作，自己限制自己的權力，從百姓辦事方便着手進行改革；其次要從本地的實際出發，有一個指導思想是哪怕這個事很好，但如果羣衆不同意，也不能強制去推行；最後，要實現共建共享，不能因發展而喪失公平。
郭虹簡介：
四川省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現任所長，碩士生導師，社會學所黨支部副書記，成都青少年犯罪研究聯絡中心主任。長期從事應用社會學研究，近年來主要從事“城市化”問題研究。主要研究方向爲：城市流動人口；企業社會責任；城市社區參與式治理；社會發展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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