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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圖片：6月7日，在德國小鎮海利根達姆，出席八國集團首腦會議的領導人舉行第一次工作會議。八國領導人討論了氣候變化、非洲發展、投資自由化、對衝基金以及知識產權保護等一系列全球問題。
這是6月30日，在伊拉克的巴古拜，伊軍士兵在夜間搜捕行動中押送一名可疑分子（資料照片）。
資料圖片：7月13日，交易者在美國紐約證券交易所內進行交易。繼前一交易日道瓊斯指數、標准普爾指數雙雙創出歷史最高收盤價後，紐約股市當日繼續上揚，其中道瓊斯指數再創歷史最高收盤紀錄，標准普爾指數也創下盤中最高點位。
7月13日，在美國芝加哥，人們在芝加哥商業交易所內忙碌。當天是全球最大的期貨交易市場--由美國芝加哥期貨交易所（CBOT）與芝加哥商業交易所（CME）合並後形成的芝加哥商業交易所的首個交易日。
這是位於上海浦東陸家嘴地區的商品房
美國的角色與作用
美國對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影響巨大，但是積極面在持續減少，消極面在不斷增加。美國『治理』下的世界正日趨混亂。
當今世界，諸多謀劃，有美國支持不一定能成得了，但美國若堅決反對，多半會成不了。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美國的言行總能引發國際爭議，牽動國際局勢。討厭美國的人很多，但是喜歡美國的人也不少。
二戰後，為實現並鞏固霸權，美國苦心推動營造了一個精致的國際體系以及維護該體系有效運行的一整套規則。政治組織如聯合國；經濟組織(或准組織)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銀行和關稅與貿易總協定(GATT)；軍事組織如北約等。這樣的體系與規則無不以美國利益為核心，但同時也較好地兼顧了國際利益。在美國的努力下，這些國際組織運轉有效，保證了國際秩序的穩定，國際政治實現相對太平，世界經濟實現持續增長。由此，美國的領導地位也被世界各國廣泛認可，美國的價值觀也似乎成為國際社會的主導價值觀。國際商品流向美國市場以實現『最驚險的一躍』，國際資本湧入美國市場以獲得更高回報或規避風險，國際人員也爭著進入美國市場以提昇自己的價值。
但是，由於世界經濟發展不平衡規律的作用，美國與其它西方大國經濟實力近年來出現消長，美國從富甲天下到負債累累，一言九鼎的話語權也逐漸旁落。為維護與鞏固霸權地位，美國在手段的選擇上越來越傾向於實用與效率。在實踐中，不僅通過正常的貿易投資賺錢，而且還利用各種手段(如設置金融投機陷阱、借機制造金融危機等)偷錢與搶錢。過去，美國一直以『自由、民主』的偶像自居，佔據著國際『道德高地』。如今，為維護霸權不擇手段而且肆無忌憚，已使美國從所謂的『道德高地』上逐漸滑落。
而且，美國以自己的國家利益為中心，在國際交往中一直奉行雙重甚至多重標准。標准的混亂導致秩序的混亂，由此，美國『治理』下的世界正日趨混亂：文明嚴重對峙，恐怖活動肆虐，地緣政治異常緊張，貿易摩擦不斷，金融市場動蕩不定，等等。
國際秩序與規則
魯迅先生曾這樣評說中國社會：過去闊綽的人要復古，現在闊綽的人要保持現狀，將來闊綽的人要革新。國際社會何嘗不是如此。
當今國際秩序與規則仍由發達國家主導。這種秩序體現的不僅是政治的不平等，更多的是經濟的不均衡與社會的不公正。這一秩序以及維護該秩序而形成的一系列的規則(如國際組織的運行規則、國際話語規則、貿易規則、資本流動規則、知識產權規則等)，構成了整個資本主義體系。發達國家處於體系的中心(美國則居於核心)，新興市場與廣大發展中國家依次居於體系外圍，最不發達國家則處於體系的邊緣。
發達國家主導的國際秩序與規則集中體現在『七國集團』(雖有『八國集團』稱謂，但俄羅斯在經濟等諸多重大問題上沒有發言權)，『七國集團』的GDP約佔世界總量的2/3，貿易額約佔世界總額的1/2，發展援助額約佔援助總量的近3/4，是名副其實的『富人俱樂部』。『七國集團』暗箱操作所達成的各類決定，直接或間接影響國際經濟的態勢，包括各類重要商品(含金融商品)的價格(如匯率與利率)走勢，從而影響世界各國的經濟穩定、企業生產與民眾生活。
但是，由於物極必反的『魔咒』，一些發達國家盛極而衰，重要表現之一就是社會活力不足，經濟增長持續偏低。與此同時，一些具有獨特資源優勢的後進國家抓住歷史機遇，實現跳躍式發展。此消彼長，從而改變傳統秩序，進而要求修訂國際規則。世界歷史尤其是近現代大國崛起的歷史一再表明這一演變軌跡。如今，新興大國經濟崛起正成為21世紀上半葉世界經濟中一道靚麗風景。這將加速國際經濟關系調整，推動全球戰略格局演進，改變全球化與區域化發展態勢。
按購買力平價計算，2005年新興經濟體在全球GDP中所佔的份額超過了一半，在世界出口總額中所佔的比重已由1970年的20%躍昇至43%，能源消耗量已超過全球總量的一半，並持有世界外匯儲備的70%。這意味著新興市場已在諸多方面對發達經濟體正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世界經濟天平』已向新興經濟體傾斜。然而，發達國家憑借傳統權威依舊扮演著國際舞臺的主角，因此未來有關國際規則進而涉及國際秩序的爭斗將愈演愈烈。
世界的合作與競爭
國際合作的表象使眾多人士幻想，新興大國能與發達大國順利實現『共生』、『共榮』乃至『共治』，然而幻想總歸是幻想，而現實仍舊是殘酷的競爭。
二戰後，國際合作的意識形態傾向明顯，發達國家之間的合作、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合作以及社會主義陣營內的合作爭奇斗艷、交相輝映。但是，世界合作的主流還是美國主導的國際資本主義合作，盡管反復，但是總的看開展得比較順利，如聯合國在維持國際和平、IMF與世界銀行等國際經濟組織增進多邊經濟合作上，都起到了巨大作用，如此纔有國際政治的相對有序、世界經濟的持續增長。
冷戰結束後，隨著重要政治壁壘的消除，全球化下全人類共同應對的各類重大問題(如資源環境、衛生健康、金融動蕩等非傳統安全)迅速凸顯，國際合作不斷拓展與深化。由於發達國家主導的國際機制無法應對錯綜復雜的國際問題的挑戰，美國霸權主義與單邊政策又引發日益廣泛的反彈，因此區域或雙邊合作方興未艾。
但是，國際經濟的總體態勢依舊是競爭高於合作，而且競爭越來越激烈，范圍越來越廣，層次越來越深，競爭貫穿著整個經濟活動與決策過程。從一般產品、企業、產業、貿易與投資的競爭，擴展至科技、金融、規則與國家戰略的競爭。由於國際資本的『股權』大小不等，國際分工的附加值高低不同，國際貿易的條件好壞有別，加上發達國家主導國際規則，其壟斷資本可以憑借『標准化』與『知識產權』坐享其成，更有甚者還通過發動金融恐怖襲擊——制造金融動蕩乃至危機吸取他國的財富。因此，激烈競爭的結果是，一端是貧困的積累，一端是財富的積累，世界范圍的貧富差距越來越大。在過去的50年裡，經合組織(OECD)佔全球人口的20%，卻掌握了全球收入的80%。聯合國報告估計，全球2%最富有的成年人，擁有全球逾50%的財富，而50%最貧窮的人，僅擁有全球財富的1%。
全球一體化與民族化
『全球化』業已成了出現頻率最高的詞匯之一，被全球化了的『國際公民』疲倦地游走於國際之間，驀然回首，發現『民族的纔是世界的』。
全球『一體化』趨勢在實踐上有這樣的正面佐證：商品的自由流動，使諸多窮鄉僻壤都能感受到國際分工所帶來的『消費者剩餘』——物美價廉；資本的縱橫馳騁，突破國家樊籬，把一個個孤立的國內市場納入國際市場；經濟上的相互依賴空前增加，使越來越多的國家與地區走向聯合，實行貿易與投資的自由化，甚至是人員的自由往來；昔日彌足珍貴的國家主權正在歐洲淡化，歐洲各國正擯棄獨立而走向新的聯盟；近年來，地球氣候環境的變化，使部分敏感的人們意識到『同舟共濟』的共同使命，正努力共同攜手來維護地球家園……
『一體化』趨勢的有力反面佐證則是，『國際警察局長』——美國借用國際組織對一些其討厭的國家進行制裁，就是人為將相關國家隔離於全球一體化之外，使其無法正常享受國際交往的好處。
即便可以列出更多的正反事實以證明全球一體化的趨勢，也無法顛覆全球的民族化的實質。商品以『國產』劃分，人員以國籍來論，資本似乎無國界了，但是資本所有者依然有明確的國籍，資本所贏得的利潤總是有著固定流向，而且當資本遇到流動障礙後，總是依靠特定國家的力量進行掃除。因此，資本所有者的國界決定了資本國界，財富積累的國界決定了資本國界。
當發展中國家的精英們向國民暢想全球一體化偉大進程，描繪世界正走向大同時，發達國家卻在它們的夕陽產業上加快構築貿易與市場壁壘，制造越來越多的商品與人員自由流動障礙，在高新技術上往往不惜采取出口管制。與此同時，發達國家還不斷強化自身具有明顯競爭力的領域(如服務貿易、金融資本等)的貿易與投資的自由化。發達國家在不斷強化傳統民族特色的同時，在全球化背景下又培育出新的民族品牌，如法國的香水、德國的汽車、瑞士的精密儀器、意大利的時裝、日本的電器、英國的金融服務以及美國的好萊塢、華爾街與高科技等等。新的國家核心競爭力形成，鮮活而有力地說明：『民族的纔是世界的』。
中國的應變與自變
在世界體系的函數式中，中國已經不再是個『應變量』，而是『自變量』。中國不僅應世界的改變而改變，同時也正在改變著世界。
中國人習慣了謀定而後動，習慣了順勢應人。而如今在不知不覺中，中國以小竹筷撥動了世人心弦，中國民樂在世界舞臺的歡快演奏纔剛剛開始。
近現代以來，因為持久的積貧積弱，中國人逐漸養成了順應世界變化的習慣。順應世界潮流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明智的。『世界大勢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即便新中國成立後，中國的命運不再由國際列強決定，但是中國依舊是一個『冷眼向洋看世界』的旁觀者。
改革開放後，中國主動參與國際分工，積極利用國際資源與國際市場，埋頭苦乾，經濟建設取得了巨大成效。即便如此，中國人依舊習慣了世界是世界，中國是中國，中國教科書中的『世界史』不包括『中國歷史』，『世界經濟』也不包括『中國經濟』。好像世界的變化與中國無關，中國的變化只是世界變化的一個『應變量』。
然而，近年來，越來越多的中國人發現，世界對中國的關注急速昇溫。『中國制造』、『中國因素』、『中國價格』、『北京共識』以及『中國威脅論』、『中國機遇論』等等此起彼伏，蜂擁而至。昔日連中國政府的行為都很少能引起國際關注，如今中國企業、中國商品、中國資本的動向，甚至中國國民在國際上的舉手投足，也可能引發國際社會的廣泛熱議。
當中國人仍然習慣作為國際體系的接受者時，國際社會關注的卻是中國正在成為國際體系的『影響者』甚至『決定者』。中國已不知不覺地成為世界經濟以及國際體系、秩序與規則的『自變量』。中國的變化正在引起國際的變化，而這種變化反過來作用於中國政府、企業乃至個人的決策與行為。當我們的政府(特別是地方政府)、企業與公民，還沒有清晰自身的法律責任、道德責任與社會責任的時候，國際責任則撲面而來，而且難以規避。樹欲靜而風不止。時代在給予中國很多機遇的同時，也正給中國人帶來越來越多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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