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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過雪山草地長征七次負傷
96歲高齡的胡德法老人呆呆地盯着電視屏幕，有些蒼白的臉上面無表情——從2002年至今，因各種老年病，老人已經在總醫院這張病牀上度過了整整5年。
“腦子糊塗了，說話也越來越費勁。”相濡以沫半個多世紀的老伴李殿英一邊用毛巾輕輕擦拭老人嘴角流下的口水，一邊拿起遙控器，試圖關掉電視。
“幹——幹嘛！”老人的眼睛裏瞬間閃過一絲神采。
“好、好，愛看這個，不動。”李奶奶這才注意到，電視裏重播《長征》，紅軍戰士正手挽着手趟過草地中的大河。
胡德法老人19歲參軍，20歲入黨，歷任紅四方面軍班長、連長、營長，三過雪山草地，長征途中負傷七次。
眼看排長陷進沼澤
胡德法出生在河南省固始縣一個貧苦的農家，他曾經對後輩們坦言，自己入伍時並沒有太多救國救民的“理想”，更多的是一些“仇恨”的種子，“我就是要反抗地主剝削，一天到晚吃不飽飯，哪受得了啊！”在衆多親友的印象中，每次問及老人蔘軍初衷時，他總是這樣回答。
“這輩子他遭的罪，海了去了。”每次說起過去的事，李奶奶總是唏噓不已，她比胡老年輕14歲，如今也已82歲高齡。自從胡老2002年患病住院，她一直寸步不離地守着。
李奶奶說，自己至今依然記得第一次見到胡德法時的情景：那是1949年5月，胡德法所在部隊解放了河南省貢川縣城，在歡迎解放軍的入城式上，只有24歲的李殿英和夥伴們一起手握鮮花站在城門口，“他可土呢，穿着雙破草鞋，都露腳指頭，揹着一杆長槍，還頂着個大斗笠，一點都沒有我們想象的威風。”李奶奶說着，也呵呵地笑着。
“我們是通過別人介紹認識的，我這才知道他走過長征呢。”當時已過不惑之年的胡德法告訴李殿英，長征時，自己能從雪山草地中逃生純屬僥倖。
川藏地區的草地是一片望不到邊的大草原，野草蘆葦足有一人多高，遍佈沼澤泥潭，一踏上就會陷進去，自古以來就沒人走過。紅四方面軍愣是連續40多天走出了這片人畜共憷的大草地，無數戰友年輕的生命都被無情地吞噬。“他那會兒也是個七尺男子漢啊，說起這些戰友，哭得上氣不接下氣啊。”
和胡德法同在一連的機槍排長張璽青是個血性漢子，見接連有人落進沼澤，就走到隊伍最前面，一把將胡德法拽到身後，“你太瘦了，後面去，跟着我走！”
一個多小時後，戰友們就聽到張璽青的大喝聲“小心，別走了！”大家定睛一看，才發現張排長已經陷入沼澤，身體正一點點地往下沉。胡德法和戰友們連忙解下綁腿扔給他，但不知怎麼的，越是掙扎沉得越快。
當淤泥沒過胸部的時候，張璽青松開了戰友的綁腿，高聲喊着：“同志們，快走吧，別管我了！只要你們能走出去，能把革命幹成功，我就死得其所了。”話音未落，他的身體就完全陷入沼澤，草原又恢復可怕的寂靜。
一輩子最煩“可能、也許”
電話鈴響了，是兒子從單位打來的。
“孩子們太忙了，不能總在這兒守着，可心裏都放不下。”李奶奶說，孩子們怕她一個人照顧不過來，特意請了一個護工，定時幫助父親按摩和擦洗——胡老身上有很多戰爭年代留下的創傷，過草地時，敵人的子彈射進他的肺部穿透了整個胸膛！如今一個姿勢呆久了或是遇上變天，都會痠痛難忍。
李奶奶說，孩子們小時候都很想聽他講長征的事，“人家走過長征的人都愛說，他偏不，要是再問他就瞪眼了。”李奶奶嗔怪着苦笑。
和很多老紅軍一樣，老人家風極嚴，最不能忍受的就是孩子們偷懶和貪玩，每次看到他們不用功唸書的時候，臉色立馬“晴轉陰”：“你們這樣的，要放在長征那年月非得當逃兵，當俘虜！人，要勤奮點的！”
在嚴格要求子女和下屬的同時，胡老自己也以身作則，多年來一直保持黎明即起、出操長跑的習慣，即便在85歲高齡的時候，還堅持六點之前必須洗漱完畢，外出散步，早餐後必須讀書、看報、聽新聞，瞭解國家大事，他一輩子最煩的詞彙就是“可能、也許”之類模棱兩可的話。
李奶奶說，和他講話很“累”，絕對不能有這類的詞兒，否則馬上就急，不管是什麼場合，有什麼人在，準會說“搞清楚了再和我說！別和我這打馬虎。”“給我說得準確點！”如果和他反駁，他就告訴你“我們當初搞革命，後來搞建設要都是差不多就行，大好江山早就葬送了！現在還輪得到你們在這兒和我講話？”
儘管在公事上絲毫不講情面，但生活中對親友部下卻極盡愛心，無論誰遇到困難，他都是慷慨解囊——戰友孩子病了，他負責聯繫醫院，墊付藥費；老家受災了，他把幾個月的工資都寄過去；知道親朋好友遇到困難了，不管多忙都要當面慰問，給錢給物。
“我總說他，那點工資不夠發救濟的。”別看李奶奶無奈地搖着頭，但實際上她卻非常支持老伴的善舉，晚年，老兩口一起資助了很多貧困學生，可記者詳細詢問時，她卻擺起了手，“沒啥說的，沒啥說的。”
“現在的日子，再苦也甜。”
離休以後，胡老的脾氣越來越好，樓上樓下，院裏院外的鄰居都特別喜歡他，孩子們每次看到這個和善的老人更是親切地叫他“紅軍爺爺”，他也總會愛憐地拍拍他們的頭，幫他們背好書包，如果有空還把孩子們喊到自己家，把所有好吃的都拿出來，看着孩子們把小嘴巴塞得鼓鼓囊囊的，自己笑得合不攏嘴。
但對於孩子，胡老也不是一味地溺愛，小孩子們大都有挑食的習慣，無論是自家孩子還是鄰家孩子，只要讓他聽到抱怨某個菜口味不好，或者不想吃什麼東西，他都會不顧家人阻攔，主動敲人家門，慢悠悠地說，“我看這菜很好了，很有營養啊，你不知道，當年爺爺長征時連草鞋皮帶都吃呢，要有這些東西，你說要少犧牲多少人啊！”
在李奶奶的記憶中，和胡老結婚後，他講得最多的一句話就是：“現在的日子，再苦也是甜的。”的確，按照部隊的規定，參加長征時，但凡18歲以上的戰士，每人都要揹負30～35斤重的乾糧，再加上行李、槍支、子彈，平均下來每人至少都要負重60斤左右，而每天供應的口糧還不足半斤，後來糧食不夠又逐步減爲三兩、二兩……
再後來，沒有一粒糧食了，連樹皮、草根、皮帶都吃得一乾二淨，很多連隊的戰士都是靠喝鹽水維持生命！至於傷員病號的生存條件就慘了，沒有藥品和紗布，爲了防止感染，只能用鹽水沖洗傷口！即便如此，傷員們依舊用槍桿子當柺杖，緊緊跟着行軍隊伍，沒有一個掉隊的，更沒有一個開小差的。
胡老常說，紅軍不僅嚴於律己，更是愛民如己，無論走到哪裏，決不和老百姓發生任何衝突，打不還手罵不還口，吃個紅薯也要付錢，實在沒錢也會寫下欠條，由後面的部隊如數歸還，“他說不管時代發展成什麼樣，這樣優良的傳統絕對不能丟。”
解放後，胡老先後擔任河南省貢川縣縣長，天津北洋紗廠黨委書記，天津市河西區區委書記，天津市委信訪處處長，天津市紀委常委，直到1982年5月離休。
“共產黨得天下，是先得的人心，這是老百姓自己的黨，自己的部隊。”晚年生活中，他受聘於很多大中專院校，任職校外輔導員，每週一次的革命傳統教育，他無論身體好壞都雷打不動準時出現在講臺上，從小學一直講到大學，成千上萬名學生聽着他的紅軍故事長大成人。
在胡老的相冊裏，保存着很多和孩子們的合影，紅領巾更是存了幾十條，他說自己就是一個農村娃，沒有紅軍，沒有共產黨，早慘死在地主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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