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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擊SARS浴火重生
他們是戰士，經歷了那場沒有硝煙的戰爭，挽救了患者的生命；他們更是勇士，在非典過去4年多的時間裏，忍受着常人難以想象的病痛，不斷地鼓勵自己和身邊的戰友，共同承擔非典康復後留下的各種程度的後遺症；
對健康和生命的珍惜，是他們最大的感觸；對生活對親人對同事的熱愛，是經歷過生死考驗的他們共同的執著。
據瞭解，武警醫學院附屬醫院在抗擊非典過程中感染SARS的醫護人員，如今康復後大多數人都回到了工作崗位上。
勇闖紅區
王火畢業於白求恩醫科大學，現任武警醫學院附屬醫院內科教研室副主任，呼吸內科黨支部書記，主任醫師、教授。2003年4月，武警醫學院附屬醫院將康復樓作爲隔離SARS感染者的治療區後，王火帶領一名護士，第一個進入隔離區爲感染者治療。後不幸感染SARS。經醫院全力治療搶救，現已能正常工作。
“你看我走路的姿勢很奇怪是嗎？”
2007年7月18日，記者到武警醫學院附屬醫院採訪王火主任時，一見面就發現他不敢大步快走，剛剛51歲的他駝背非常明顯。
“您曾經感染過SARS？”
“對，我在紅區工作了一段時間，因爲過度疲勞和防護不足被感染了。”
“現在身體怎麼樣？”
“走路時關節會疼痛，家務活只能做一些輕鬆的，不能搬重物，買西瓜不能買大的。我一直在吃補鈣和治療股骨頭壞死的藥，現在身體還可以。整體來說，工作沒有問題。作爲軍人，在危急關頭付出生命也在所不惜，這些困難對我們來說能夠克服。我身邊每一位曾經感染過SARS的同志，都非常堅強。”
“您怎麼看非典？”
“一場和平年代的戰爭，沒有硝煙的戰爭，非常殘酷，但是我們打贏了！”
2003年4月15日，從北京疫區來的孟某某在天津先後進入3家醫院，位於河東區萬新村成林道的武警醫學院附屬醫院是他進入的第一家醫院。
由於孟某某初進武警醫學院附屬醫院時，並沒有明顯的發燒症狀，加之孟某某隱瞞了自己從北京疫區來的事實，最初給孟某某檢查的醫生包括心內一科主任劉維宇沒有做任何防護措施。
“他轉入我們醫院時，最先接觸的醫生是心內一科的人。後來心內一科的人除了3個人倖免以外，其餘人全部感染了。科主任劉維宇感染後犧牲了。”王火說，時任心內一科主任的劉維宇和王火關係不錯。“我們同在一個黨總支，時常在一起開會，搶救危重病人。”
4月16日晚上，孟某某出現發燒症狀，在醫護人員的追問下，才坦白自己在北京幾經就醫的經歷。4月17日上午，王火在孟某某的X胸片上發現肺部陰影。發燒、抗菌素無效、肺部有陰影、來自疫區，在國家衛生部頒佈的診斷SARS標準中，孟某某有4項符合。經過醫院再次會診，孟某某被確診爲疑似SARS。
4月17日上午，孟某某被轉入天津市肺科醫院。4月18日晚，孟某某被轉入天津傳染病醫院。4月19日，孟某某被確定爲SARS疑似病例。4月20日，孟某某去世。
“從19日開始，心內一科的人開始發燒。一開始就是4個，包括給孟某某看病的劉軍翔醫生和詹嘉靜護士長。晚上6：00，醫院召開緊急會議，我從家裏趕到醫院時，發現會議室裏的人基本都戴上了口罩。”
由於來得匆忙，來不及帶筆記本的王火無法記錄會議內容，劉維宇主任從自己的本子上撕下一頁紙遞給王火。出於職業敏感，王火沒有接。“當時我已經意識到了，如果是孟某某傳染的病毒，那麼心內一科的醫生護士都在所難免。劉主任也不排除感染的可能。”
武警醫學院附屬醫院立即決定實行醫院內部隔離。時任呼吸科副主任的王火，一下子被委以重任，負責發燒病人隔離治療。
“隔離區設在醫院的招待所康復樓。19日晚上開完會，我帶着一名護士就進去了。”在呼吸科工作近20年的王火明白，這一去可能凶多吉少。王火迅速給妻子打電話送些生活用品和換洗衣服，一邊快速趕回辦公室將重要文件鎖好。“我把書櫃的鑰匙全部插在鎖孔上，以防萬一。”
王火所說的“萬一”，就是自己不幸感染SARS。
冒死搶救
十萬火急！“最好的抗生素、退燒藥用下去，體溫下去後很快又上來。感染的醫護人員情緒不穩定，不願意承認自己感染SARS。”
那一夜，王火和助手以及隔離人員無法入睡。院領導批示用藥綠色通道開通，只要王火要，不管是多麼貴重的藥，多大的量，藥劑科保證第一時間送到。病人高燒不退，起初X胸片看不出一點問題，只能靠退燒藥抗生素暫時頂一頂。防護沒有準備，照顧病人吃喝，每天查房至少3次，王火只穿着一次性的紙質手術隔離衣。
“病房衛生間壞了，我要給通下水道。因爲那個時候不可能打電話叫維修工進來。這裏是紅區，是隔離地帶。說得簡單一些，就是隻許進不許出。” “查房、試體溫、送飯、做思想工作，還要接病人家屬電話。疲勞、緊張、勞累，各級領導的電話一個接一個。這麼說吧，第一因爲我們是醫生，天職就是治病救人；第二因爲我們是軍人，責任就是聽從命令。明知道這裏有危險，我們也要上。”
送進來的發燒病人越來越多。“王火，又進來2位！”“王火，趕快準備一下，又有人進去了！”到了4月20日的晚上，康復樓裏的發熱病人已經多達14人。
在那以後的幾天時間裏，王火和同事們在低級防護的條件下，堅持了數十個小時。由於勞累過度，王火幾次暈倒在“戰場”上，咬咬牙又堅持着繼續工作。
當時用於隔離發熱病人的康復樓，只是醫院的一個招待所，沒有搶救設施，不具備隔離條件，甚至就連病牀也要從外面運進去。“幾天的時間裏，康復樓一二層樓都滿了。”
“我要把你們都帶出去！我要把你們都帶出去！”王火帶領了數名醫護人員挨個牀給患者做思想工作，“這幢樓只許進不許出，可是我要帶着你們殺出一條血路衝出去。我要你們都活着！”
沒有時間睡覺，沒有時間吃飯。
在老護士胡素萍後來的日記裏寫着：“那種緊張繁忙和來自內心、生理的壓力，簡直就是常人難以想象的。有些病人情緒低落到極點，焦慮不安和絕望掛在每一個人的臉上。……接下來的幾天大多數病人陸續出現高熱、乾咳、呼吸困難，有些病人甚至摔打東西發泄……”
“他們害怕我們放棄了他們……”王火主任、任萬英主任和張春霞護士長輪番做他們的工作，然後一個一個都哭着走出病房：“這工作沒法幹了……”
“由於沒有足夠的防護服，我們就把塑料袋紮在頭上、綁在腿上。後來實在不行了就用防化服，穿上就像怪物。進病房時先和病人解釋，對不起，不是您的病情加重了，而是我們的防護服沒有了，只能用這個代替。”
不幸感染
王火在紅區堅持工作11天后，4月30日，他開始出現乾咳症狀。“我去藥房拿點咳嗽藥。下午量體溫37.6度，當時我這汗就下來了。到了晚上再量，37.8度，我吃了點抗感冒的藥，希望體溫能夠降下來。”
王火發燒的情況很快被身邊的同事報告。當天晚上，王火停止工作，被從醫生工作區送入了病區。
“我知道自己感染了。”王火回憶說。“它終於來了，真的來了。但沒有想到來得這麼快！”
王火接受了超量激素治療。“地塞米松和甲基潑尼鬆龍，當時被看做是治療SARS的有效藥物，有時需要大劑量。”
王火所說的大劑量，是這樣換算的。拿甲基潑尼鬆龍來說，病人常規治療量是一次40毫克，一天兩次；而在搶救非典患者的時候，用量要加至每次320毫克，每天兩次，甚至是480毫克，每天兩次。
5月12日，是王火經歷的最危險的時刻。“那一夜我無法睡着，一躺下就咳嗽憋氣，說話上氣不接下氣，血氧飽和度才86，醫學標準是血氧飽和度低於90就算是呼吸衰竭。因爲心功能不好，我的腳和腿都腫起來了，監護儀不斷地報警，呼吸機摘不下來。我感到自己不行了，腦子裏回憶進入紅區以來的每一幕，想着戰友和病人。我想我絕對不能死！”
由於武警醫學院附屬醫院的全力搶救，王火被從死神面前拉了回來。
“我喜歡踢毽子，能踢着毽子在操場繞大樹好幾圈。”王火自信地說。我愛好運動，可是現在不行，我的身體還需要恢復。
每到春夏之交，王火就會想到抗擊非典那場戰鬥。“我們是醫生，我們是軍人。我們無怨無悔！珍惜生命！熱愛生活！是我最想對每一個人說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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