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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來食品價格的大幅上漲，令城市中低收入人羣備感生活壓力
“原來中飯兩葷兩素，現在減少一隻葷菜。”上海虹口區居民徐雅卿說。
近來多種食品價格的大幅上漲，令中低收入人羣備感生活壓力。《瞭望》新聞週刊調查發現，城市居民生活已或多或少受到物價快速上漲的影響。接受採訪的專家指出，面對物價的快速上漲，政府應承擔更多公共責任。
有些人重回“節衣縮食”
退休多年的徐雅卿和老伴住在上海虹口區曲陽社區，過的是上海典型的退休工人生活：夫妻倆每月有2000元左右的退休工資，每月在看病、吃藥上花去不少錢，餘下的錢大多用來購買柴米油鹽等生活物品。
“現在我們炒菜放菜油，只能像用麻油一樣滴幾滴。”徐雅卿掰着指頭向本刊記者訴說日子的變化：“本來買一隻雞兩人一天吃完，現在要吃兩天”；“過去家裏常做紅燒肉，現在是炒個毛豆肉絲，加幾根肉絲添點葷味，買一斤豬腿瘦肉，要吃一個禮拜”；“門口早點攤的燒餅價格還是5毛一個，但是小了很多”；“原來每天早晚共喝兩杯牛奶，現在只喝一杯，晚上不喝了”；“經常早起去超市門口排隊，以便能買到當天限量的促銷貨，或是晚上晚點去，買超市的處理貨”……
這一切都源於近期物價的上漲。善過日子的徐雅卿對此一清二楚：去年年底，5升裝的魯花花生油是60多元一桶，現在要賣到近110元；幾個月前，豬後腿的瘦肉是8元多一斤，現在漲到15元，夾心五花肉則要17元多；買5個辣椒，原來只要幾毛錢，現在要兩元。“爲了省錢，只好少吃點。”徐雅卿的愛人老王現在每天早上和鄰居晨練時湊在一快兒，常常談論：“衣服貴了，我們可以不買來穿，但食品再貴，也得買來吃。這物價躥升得這麼快，到底怎麼辦？”
家住上海閔行區莘城苑的戴俊平，孩子出生剛8個月。物價雖然上漲，但人不能減少“食量”。這讓他肩頭重擔驟增。“每個月奶粉多出40多元，雞蛋多出20多元，肉多出50多元……”他說，現在一家三口每月開銷比漲價前多出400多元錢，將近他月工資的1/10。
戴俊平是上海一家食品生產企業的銷售經理，妻子在一家公司做文祕，兩人的收入“夠得上中產階級的生活”。最近一段時間物價上漲，使他上班“打的次數都少了很多”。他說：“工資、獎金的上漲一直落後於房價、物價的上漲，坦白說，我對我們擁有的收入、財產等都有一種不踏實的感覺。”
這幾天，上海滬南公路的農產品批發中心，每天清早都會有許多不做生意的普通居民前來“團購”。一位居民算了筆賬：以豬前腿夾心肉爲例，每公斤在26元左右，一些品牌肉更貴。但直接去批發中心，25公斤一箱“二號肉”的批發價是395元，一公斤不到16元，能省去10元。買一箱凍肉，每個人分五六斤，就夠吃一星期了。批發中心肉禽部負責人說，以前過來買整箱肉的都是酒店和食堂的客戶，最近增加了很多結伴而來的普通居民。
一條“漲價”的曲線逐漸攀高，許多接受採訪的上海市民表示，這一輪漲價雖然對他們的生活並沒有產生“傷筋動骨”的影響，但是很多人在心底裏都有一種擔憂，擔心通貨膨脹的日子又要來了。此外，“工資的上漲速度遠遠跟不上物價的漲速”。
成本推進型價格上漲
上海社科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權衡指出，此次價格上漲市民之所以特別敏感，主要是漲價的商品都是與生活密切相關的食品，而不是可有可無的東西。
“物價上漲與通貨膨脹不能簡單地劃等號。”權衡說，通貨膨脹在經濟學上的嚴格定義是總的物價水平持續地大幅度上漲。產生通貨膨脹的原因多種多樣，通常有需求拉動型、成本推進型，也有兩種因素共同造成的價格上漲。
權衡分析，從此次物價上漲的原因看，並非需求增加引起。事實上，食品需求彈性比較小，例如肉、蛋、禽屬於生活必需品，需求相對比較穩定，不會因爲價格高低而影響消費。
而與肉、蛋、禽相關的農副產品價格上漲，直接影響到此次物價上漲。像飼料漲價影響到豬肉價格上升，農用生產資料漲價影響糧食價格上升。我國長期以來很多資源要素價格偏低，包括勞動力成本、農副產品價格都非常低，隨着市場供求關係的變化，資源要素價格會重新估價，逐漸上升。從這一點來講，必然會引起成本推進型物價上漲。
上海社科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劉熀鬆認爲，這一輪物價上漲，主要原因一是去年生豬量供大於求，導致豬肉大幅跌價，今年的生豬存欄量大減，導致供不應求；其次是國際油價的上漲使生物替代型能源的需求增加，玉米等原料價格上漲，豬的飼料價格也隨之走高。
“實際上，以豬肉爲龍頭的農副產品價格上漲，既符合提高農民收入的要求，也符合經濟規律自身發展的要求。長期以來我國的農副產品價格很低，城鎮人口的工資增加了，而農民的收入增加相對較慢。因此，調整農副產品價格有其合理性。”劉熀鬆說。
權衡認爲，對政府來說，宏觀調控的對象不應是對生活必需品價格的壓低，而是要想辦法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收入增長指數要高於物價上漲指數。我國以往收入增長速度一直低於價格上漲速度，勞動力工資收入在GDP中的份額，在世界主要國家中是非常低的，“政府不要去幹預市場價格，而要解決收入增長問題，提高中低收入人羣的收入水平，確保收入增長的指數高於價格上漲的指數”。
政府應承擔“託底”責任
家住上海廣中支路的居民尤金寶發現，在糧油價格波動的同時，政府的補貼力度也相應在加大。從今年第一季度起，尤金寶一家每月享受的“幫困糧油補貼”額度，已經從40元提高到45元。“雖然只增加了5元錢，但對我們的生活是一種幫助，這說明政府沒有忘記關心我們。”尤金寶說，目前他和妻子雙雙下崗在家，從2004年起，他們11歲的兒子每月開始領取政府提供的“幫困糧油補貼”。
據上海市民政局介紹，從1995年7月起，上海對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70歲以上老人、父母重殘或失業、16歲以下少年兒童等7類人員，實行“幫困糧油補貼”。從今年初起，糧油價格有部分波動，從第一季度起，上海對幫困糧油的折算價格作出調整，增加了5元的補貼額度。據介紹，今後上海調整低保標準時，將把糧油波動因素一併考慮在調整範圍之中。
針對當前價格總水平上漲較快、市場價格行爲不規範等問題，國家發改委近日緊急下發通知，要求各地嚴格控制政府提價措施的出臺，要審慎採取價格干預措施，一般商品價格均應由市場調節，正常情況下政府不應直接干預。不過同時引人關注的是，近期國務院發佈《關於促進生豬生產發展穩定市場供應的意見》，要求各地採取適當措施提高低保標準，發放臨時補貼等措施，確保中低收入居民生活水平不降低。《意見》還要求保障大中專院校食堂肉類供應，採取定點直供、適當補貼等措施，穩定學生食堂飯菜供應，對家庭經濟困難的學生提供必要的補助。
劉熀鬆認爲，物價大幅上漲，對農村無地、不事飼養的農民以及城市中低收入人羣還是有一定衝擊的，這也是政府應該發揮作用的地方。“政府應該採用財政轉移支付的行政手段，加強對他們的補貼，保證他們的最低生活水平不下降”。
他還建議，我國應建立重大農副產品的儲備制度。“在國外，農副產品實行保護價收購政策，如果糧食價格跌落，政府就以高於市場價收購，將糧食儲備起來，等到市場供不應求時，政府再賣出，以此來保護農民的利益”。我國政府在調控時既要考慮到保護農民利益，提高農副產品價格以增加農民收入，又要考慮物價上漲帶來城市中低收入者購買力下降，採取措施增加中低收入者收入。
“要求政府不能過度干預市場，並不是說政府應該毫無作爲。”上海大學社會學教授顧駿認爲，物價快速、大幅上漲，不僅影響到低收入羣體的基本生活，也給中等收入人羣帶來一種“擔憂感”，“這個時候，政府更應及時承擔起公共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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