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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日，見魯寧兄在中國保險報撰文說：“這個夏天，國內最‘累’的高官要數李毅中。”(2007年08月21日中國保險報。)李毅中一直到處“救火”疲於奔命，說他是中國“最‘累’的高官”，是有道理的，在礦難中，這也是媒體報道最多的：領導批示、官員重視、搶救及時、措施得力……但是，作爲媒體的遺憾是，他們已經很難有讓人感動的新聞了：很少有人去關注死難者或者僥倖逃命的礦工的命運。
我的朋友Jack從紐約發信來說：曾經，“礦難新聞原本封鎖得緊，媒體要搞點消息很難，登出來後往往都會成爲議論的焦點，巔峯期的《南方週末》，許多頭版新聞就是此類事件。後來礦難新聞不能隱瞞了，我們才發現，我們燒的是血煤，動輒有上百人死去，官員們不停地在現場宣誓、流淚，以爲有用，其實沒有用；媒體的頭版也經常出現礦工們無助的眼神盯着讀者；到了現在，人照樣死，新聞價值卻越來越小。可能各地的官員們會驚喜地發現，放開報道礦難以後，更不會成爲媒體的焦點了，悲慘的事情氾濫後，人們的心就會逐漸涼掉。”
根據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總局歷年頒佈數據，中國曆年煤礦事故死亡人數爲：1990年，10,315人；1991年，9,777人；1992年，9,683人；1995年，10,572人；1996年，9,974人；1997年，7,083人；2000年，5,798人；2001年，5,670人；2002年，6,995人；2003年，6,702人；2004年，6,027人；2005年，5,491人；2006年，4746人。2007年1至5月，全國煤礦共發生事故821起、死亡1478人。據統計，2005年，中國採煤業的每噸煤死亡率爲美國的七十倍，是俄羅斯與印度的七倍。美國在礦難中1995年死亡46人，2001年死亡41人，2002年死亡28人，2005年僅爲22人。
明知中國的礦難死亡比率很高，收入很低，但是不少人還是不得不去冒險。針對中國煤礦不斷地吞噬着礦工的生命，十名湖南師範大學學生於2005年3月對該省煤礦進行長達兩年的調查，最終完成了一份調查報告：《湖南煤礦工人心理安全感的影響因素及提升策略》。調查報告說，大部分的礦工家庭人口都很多，至少是一家四口。爲支撐家庭，他們不得不在井下工作六至七個小時，甚至十小時以上；有的在礦裏下班以後還得在家幹農活。由於有着相對較高的勞動報酬，他們對這份高風險的工作還算滿意。在一些煤礦，工人採煤有可能拿到兩千元或者更高一點的工資，相當於一些務農的家庭大半年甚至一年的收入。但讓礦工們感到壓力最大的還是礦難，因爲這一方面意味着工友的離世，另一方面也意味着煤礦停產，收入減少。
礦工們爲什麼會去冒險，因爲他們太窮，何祚庥先生更是直接地指出：“如果不參加採煤工作，那麼由於貧窮、缺醫少藥、缺乏營養等因素，而引起的“意外死亡”的死亡率，將比2.7%高出很多！不見得每一位參加工作的礦工們都知道這裏的計算，但是，他們都懂得趨利避害。這就是：‘要不我們怎麼養家餬口，怎麼給孩子交學費？’”作家劉慶邦說：“煤礦的現實就是中國的現實，而且是更深刻的現實。”每一起礦難的背後，都有足以讓溫家寶總理流淚的辛酸故事，是死前的艱辛苦楚、是死後的悽慘悲痛，一個人的背後是妻子兒女和親人朋友等一個龐大羣體的痛苦，每一個遇難礦工都有一部讓很多人同悲的血淚史。
2007年4月16日，美國弗吉尼亞理工大學發生死亡33人的槍擊案件，這是美國曆史上最慘烈冷血的屠殺。這事當然攻佔了我們所有紙媒與電子媒體的頭條，我們在整理近年來發生在美國的類似暴力事件，在批評美國媒體曾經草率地報道兇手是中國人的不負責任。但是，我們在瞭解事件的來龍去脈的同時，也通過美國記者們的報道瞭解了其中的每一個受害人，他們的家庭背景、人生歷程、學業情況、親情友情、愛情故事都迅速傳遍了全球。
新聞固然要關注事件的整體，但更應當關注事件背後的每一個人，礦難中的受難者，從事這樣低薪的職業，大都是中國底層的窮人，而從他們面臨的危險和磨難來看，又是最苦的窮人。對，靠制度和理性，才能從根本上減少礦難，但是，制度和理性最終要靠人去建立，只有通過每一個礦工的命運去喚起官員和其他國人的悲憫和良知，讓人更多地去感受每一個具體的人的苦樂與悲歡，制定和實施制度的人才會感到急迫和沉重，從而更加意識到自己身上的責任，纔會少一些黑心礦主和瀆職官員。
對死難礦工的印象，不要僅僅是一個黑色的面孔；對礦難的印象，也不要僅僅是“情緒穩定”、“妥善處理”的陳詞。我期待我們的新聞畫面上有一個個礦難死者活生生的遺象，有死者家屬的動情哭聲，有善良民衆的真誠祈禱，甚至於有半降國旗的舉國哀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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