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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50人論壇：湯敏接受本報記者採訪
他是一名經濟學家，但他卻從不放棄對高等教育的關注，他說教育直接關係着國家命運；他曾是一名中學教師，又是恢復高考後的首屆考生，因此對於30年來高考及高教改革的歷史變遷，有着切身體會；作爲一名理性的經濟學人，他在不同場合皆表示，人才作爲教育產品最大化地滿足了市場經濟的需求。他被冠以“擴招之父”，多年來擴招利弊爭辯從未間斷，但他從未改變過自己的立場。2007年，在恢復高考30年之際，記者爲你講述經濟學家湯敏與高考的故事。
當初只想當好中學教師
“77年的高考改變了我人生的道路。我不能說自己現在很成功，但是肯定比沒上大學的要成功。”湯敏常常用這句話勉勵面對困境的學生。
1971年，知青下鄉插隊，高中學歷的湯敏也跟着下鄉插了兩年隊。“作爲66級的學生其實連初中都沒上，高中也就斷斷續續讀了兩年。”湯敏說，“剛進學校，‘文革’開始，放假停課，到該出學校時還沒正式開課，初中三年幾乎在放假中度過。”那時候在他腦海裏盤旋的只有毛主席語錄。
1973年，在那個充斥着讀書無用論、人才奇缺的年代，湯敏因爲上過幾年學而被派往廣西南寧第四中學教數學。“此前的中學6年時光，根本不知道什麼是物理化學，每天學的是工業技術、農業技術，其中至少1/3的時間用在農村、工廠的實線鍛鍊中。插隊完了，中學的基礎也基本就完了。”被“趕鴨子上架”的湯敏，只能邊自學，邊教學生。教學的需要、爲人師表的示範作用，激發了他對學習的渴望。
但在當時，湯敏告訴記者，“我的理想很單純，就是想把老師當好，把班上學生的成績帶起來，還有就是多讀點書。”
一個月備戰高考
1977年10月，報上刊載了“恢復高考”的信息轟動了全國，也觸動了身處廣西南寧中學課堂的湯敏。“當時沒有想太多改變命運之類的問題，中學教師在當時還是很不錯的，只是覺得這是機會，能多讀點書，能重圓大學夢。”因此他毫不猶豫地開始了備考。
但是困難一點都不少。“一是考生多競爭激烈，十年的考生同臺競爭；二是年齡大屬背水一戰，按照廣西第一年的規定，25歲以下考生纔有資格進考場，這意味着這是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機會；三是底子薄，從沒學過物理化學，但卻要在考場上技壓羣雄，語文、政治根本沒法複習，只能靠日常積累和臨場發揮；四是複習時間短，身兼工作重擔，距離考試只有一個月，只能深夜挑燈夜讀。”如今回想起這些，湯敏說：“太不容易了。”
“當時確實是一點把握也沒有，既然數學比較擅長，專業就選了數學。”高考之前的報考，湯敏在不多的幾所有數學專業的院校中挑中了武漢大學，這當中的另一個原因是，著名作家徐遲的一篇報告文學《哥德巴赫猜想》，陳景潤破解世界級數學難題的描述，在全國引發了一場科學鑽研的熱潮。在“文革”中被批判爲臭老九的知識分子終於再次贏得社會的尊重。“這對當時的我有着莫大的鼓勵，家人也無一例外支持我報考。”
77級高考並沒公佈成績，所以直到最後湯敏都不知道自己考了多少分。元旦前後，湯敏當時正在學校給學生們上課，郵遞員趕來說，“有封信，是武漢寄來的。”接過信封一看，“我考中了，是武漢大學數學系。”
人物傳奇
同事當考官學生是考友
儘管事隔30年，但湯敏依然清晰記得30年前那場改變他命運走向的考試。他甚至記得30年前考場的景象。“南寧四中考場，就是我教書的那個課室，一切都是那麼巧合。”然而除了巧合外，讓湯敏多少有些尷尬的是，“監考老師都是中學的同事，同一考場當中有不少是自己一手培養的學生。”
“77級的高考卷子還是比較容易的，只是大家對科目都相對陌生。”這也是湯敏天分的第一次展示，他記得當時幾乎每一科他都是第一個交卷，從學校一路回家，湯敏心情特別舒暢。
同學最大30歲最小14歲
由於武漢大學的數學系比較出名，“據說當年報考武漢大學的理科考生，有一半都是報數學系”。武漢大學是全國第一個實行學分制的大學，跨學科選課是學校的特點，修滿學分即可畢業。
77級的同學年齡相對較大，最大的30歲，最小的14歲(當時在校生也可報考，但比例小)，所以學生都會根據社會需要來選讀，很少人死讀書，大家紛紛選擇了將來就業方向的課程，說是在數學系，其實包括湯敏在內，很多人學的卻是經濟方面的課程。
人物傳奇
湯敏的頭銜包括：中國改革發展基金會副祕書長，原亞洲銀行副代表、首席經濟學家、經濟50人論壇成員。很少人知道這位聞名中國的經濟學家，當年只是一個平凡的中學教師，30年前，高考改變了他的命運，30年後，他推動了中國高考改革。他的一紙“擴招”諫言率先拉開了中國教育改革的大幕，也正因爲這樣，這位人稱“擴招之父”的經濟學家在高教改革的議論紛紛中譭譽參半。
面對面
我不贊同教育市場化的提法
對於經濟學界的湯敏，不少教育界人士很熟悉，因爲他作爲高校擴招的首位成功諫言者，被冠名以“中國高校擴招之父”、“教育市場化的倡導者”，不過他並不認同第二個稱呼。
2002年至今，每當大學生就業難、窮學生上學難、高校收費高等問題暴露時，人們總會不由自主地想起這位“擴招之父”。
評價後擴招時代的問題
“我的建議沒有得到很好執行”
記者：1998年中國高校擴招首年，因擴招諫言被採納，你隨後被冠以“擴招之父”，作爲一名經濟學研究者，當時爲何想到諫言擴招？
湯敏：當時我以個人身份向中央寄了一封信，大致陳述了5個理由支持擴招：其一，當時中國大學生數量遠低於同等發達國家水平，18～22歲適齡青年入學率僅爲4%，當時菲律賓31%，泰國37%，印度8%；其二，1998年國企改革，大量下崗工人進入就業市場，如果大量年輕人蔘與競爭，就業將面臨惡性局面；其三，國家提出保持經濟增長8%目標，擴招前經濟增長率爲7.8%，急需擴大內需，教育被認爲是老百姓需求最大的，於是醞釀增加高校收費；其四，當時高校有能力消化擴招，平均一個教師僅帶7個學生；最後也是最重要的，高等教育的普及事關中華民族的整體振興。
記者：如今大學生就業難，高校收費過高都成了爲人詬病的社會問題，當初建議擴招時有無考慮到這些因素？
湯敏：現狀與當時的提議是有距離的，至少有四個方面的建議沒有得到很好的執行：首先，我的建議是3年擴一倍，結果是6年擴了超過5倍；第二，關於助學政策的配合，助學貸款、助學金、獎學金制度顯然在過去沒有得到重視；第三，教育改革的與時俱進，在高校擴招的同時，教育改革沒有跟上，造成高校畢業學子非社會所需人才，這在我看來是造成目前大學生就業難的最核心問題所在；第四，我主張好學校多擴，差學校少擴，但結果卻並不是這樣。
駁斥大學生無用論：
“大學教育是高回報率的長期投資”
記者：1998年，一部分人因擴招，幸運地成爲大學生，然而四年夢醒後，當大學生墜入就業競爭的汪洋大海時，他們往往又痛陳擴招之弊。
湯敏：世界上許多國家都經歷過擴招及可能伴生的短期就業難問題，不可能依靠一次改革而解決所有問題，青年人上大學除了就業的需要，還有更爲長遠的國民素質提高和社會發展長期目標的考慮。
記者：大學生過剩了嗎，就業難的問題究竟癥結在哪？
湯敏：就目前教育模式下培養的學生來說，可能是過剩的，但如果改進教育方法和教學內容，就可能不過剩。歸根結底，就業難在於教育訓練的學生並非社會所需要的人才。最近在廣東調研期間，很多企業反映不是人才過剩，而是人才缺乏。中國教育改革的滯後性是問題的關鍵，中國迫切需要培養符合社會需要的精英式大學。
記者：面臨就業難，有人提出了大學無用論，作爲經濟學家，你是否認爲這項投資的回報率太低？
湯敏：10年之後，我們再回首看這個問題，沒上過大學和受過高等教育層次區分將很明朗。大學教育必然是一個長期回報，也許在起點時期，大學生的起薪不高，但大學生收入的發展很快，因爲他有高等教育的基礎，這些會帶給他財富效應增長模式與普通人羣的很大差異。
迴應擴招爭議：
“不後悔諫言擴招認爲利大於弊”
記者：除了“擴招之父”，外界常因你曾在擴大內需諫言中主張教育市場化，而稱你爲教育市場化的倡導者。
湯敏：我並不贊同教育市場化的提法，這是一個僞命題。什麼是市場化，過去兜裏沒錢，不交錢就不是市場化，現在兜裏有錢，交錢就成了市場化，生活水平在提高，教育的屬性也會發生變化。
記者：自1998年以來，擴招的諫言在帶給你讚譽的同時，也在隨後問題顯現時，讓你置身爭議之中，你後悔嗎？
湯敏：我始終相信擴招是利大於弊，並不是擴招的方向錯了，也不是教育與市場相結合錯了，恰恰是過去計劃體制中的弊端還沒有完全消除，政府職能轉變還沒到位，改革還不夠完善造成的。如果等教育改革完善了再擴招就太晚了，大學實際上首先就是一個敲門磚，有了這個敲門磚，你就比別人高一個臺階。
諫言高教改革：
“職業教育應被引入大學”
記者：作爲恢復高考首年的大學生，高等教育改革的參與者，你如何評價當前教育改革的形勢？
湯敏：中國處於教育改革的關鍵時刻，經過擴招大學生數量不成問題，關鍵是質量。如果只是控制高等教育規模，縮小招生人數，那麼等同於倒退到歷史的起點，並不能解決根本上教育改革要與社會需求銜接的核心問題。
記者：對於未來高等教育改革，你有什麼新的建議？
湯敏：中國的教育必須是多元化，適應市場需求的，首先，職業教育必須融入大學教育的課堂，這在美國等發達國家也是如此，對於解決大學生就業有很大幫助。
第二，目前國家辦教育過於單一化，公辦教育比例過高，中國達到90%，如此大比例需要龐大的國家財政予以支撐，必然會導致高校收費水漲船高。
第三，在高等教育的內容上也需要調整，適應市場需求的專業應得到扶持，社會實踐應該得到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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