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0月24日，第18屆東京國際電影節，中國電影百年紀念晚會。張藝謀(右)和王毅(中)大使十分親熱。一旁是日本經濟團體會長奧田碩(左)
三年前，王毅出使日本。在東京召開的第一場記者招待會上，問答始終圍繞着這幾個詞：靖國神社、東海油氣田、日本入常、反日教育。王毅坦陳，當時中日間“存在嚴重政治障礙”。
三年後，當他結束大使任期之際，終於可以說，中日關係“走過了最艱難的時期”。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民間外交，曾經對中日邦交正常化作出過決定性的貢獻；而回看王毅使日三年間，當兩國高層交往陷入困境時，“以民促官”的思路再次成爲突破口。
這次的主角之一是王毅。當“與日本各界接觸”成爲“對日方針”時，王毅走遍日本，進行了超過百場的演講，邀請日本民衆到中國使館“走鄰居”。
“中日外交從低谷中走出來，是水到渠成。”一位中國外交官對本報記者說，“而這渠中之水，相當一部分來自於大使館面向日本民衆的工作。”
在中日關係的冰凍期裏
2004年9月，王毅出任中國駐日大使，媒體不約而同用了“臨危受命”。中日關係當時正處於低谷。
旅日學者劉迪記得，哪怕在沖繩的出租車上，司機都會說“中國太可怕”。東京街頭，常可以見到中文告示，內容竟是“警惕可疑的說中文的人”。如兇案的兇手是日本人，報紙就只有一條消息，一旦兇手是中國人，報道立刻連篇累牘。
日本外務省國際報道官千葉明等日本官員認爲，王毅使日是中國“重視中日關係的積極信號”。當時，王毅和整個中國駐日使館團隊要面對的，遠不是傳遞積極信號這麼簡單。當時，兩國東海油氣田爭端正酣，而在日本入常問題上，中國也暗示要動用否決權。
“和早年友好的時期相比，那幾年的工作很不順心。”一位外交官對南方週末記者說。從2001年到2005年，中日政府首腦沒有互訪。
2004年12月，因爲日本給李登輝發放簽證，王毅和日本外務省進行多次交涉。他言辭犀利，稱李登輝可能成爲“戰爭製造者”，警告日本不要“自食其果”。日本媒體爲此批評王毅“過激”，甚至表示“懷疑王大使對日本抱有的善意”。
在這一年，中日關係的堅冰日見增厚，日本內閣府的民意調查顯示：對中國有親近感的日本民衆比例再創新低，降至38%。
“過去中日間的問題，更多的是政府間的分歧，對老百姓之間的感情並沒有多少影響。”中國駐日使館一位工作人員介紹，“但是，冰凍期太長了，輿論也推波助瀾，所以國民感情的因素日見凸現。”
出使日本前，王毅對國內媒體所說的一番話，或許正鑑於此。“這次赴任將……積極地、廣泛地與日本各界接觸。”他說。
大使不出面，誰出面呢
2006年1月，供職於日本早稻田大學的劉迪在策劃“中國大使館寄贈講座”，希望邀請中國使館的官員向早稻田大學的師生們介紹中國。“沒想到王毅大使親自來講了第一講，題目是‘中國的外交政策和政治經濟形勢’。”
隨後，加上中國駐日使館的全部9名參贊，這個系列講座辦了整10場。
其實，早在2005年1月，王毅就已在早稻田進行過“中日關係和地域協作”的演講。據共同社報道，王毅用日語演講後，接受提問，“態度隨和親切，學生對他印象很好”。
三年間王毅作了多少場演講？大使館相關人員的回答是“數量驚人”。“針對不同人羣，王毅大使要準備不同的演講稿，很有文采。”大使館相關人士介紹說，“這是前幾任大使做不到的。”
“在大多數情況下，面對日本民衆，王毅都說日語。而且，他的日語很高雅。”共同社資深記者河野徹對南方週末記者說，“王毅特別瞭解日本的想法，也堅持中國的原則，但最難得的是，他能把中國的想法，以日本人能接受的方式說出來。”
中國大使館另外運用的“日本人能夠接受的方式”，還有很多。
2004年11月，中國駐日使館舉行了和“日本鄰居”的“懇親會”。“中國和日本是近鄰，使館和今天來的朋友也是近鄰。”會上王毅說，“各位高鄰對中國有什麼需要了解的，可以輕鬆地和我們交流。”
“王毅的演講經常很煽情。”《日本新華僑報》記者黃文煒說，她甚至覺得王毅演講時的號召力，跟小泉純一郎“很有幾分相似”。
黃文煒也注意到，在這類活動中，王毅幾乎從來不吃飯，因爲一直有人排隊要跟他合影。“任何人要和他合影，他都儘量滿足。”“他也很配合記者拍照，左邊看看，右邊看看。特別是很多日本女記者總喜歡去採訪他，因爲覺得他很帥。”
“不少場合，按照既定規格，是不需要大使親自出席的，但是王毅都去。”劉迪介紹說。他稱王毅的這些工作爲“苦心貢獻”，因爲“儘管有時候不出頭露面纔是聰明的做法，但是在中日高層關係到這步田地時，在民間交流方面，大使不出面，誰出面呢？”
不過，當時兩國高層互動依然霜厚冰堅。2005年5月，時任日首相的小泉純一郎表示“年內將再次參拜靖國神社”，國務院副總理吳儀中斷訪日行程回國。當年8月15日，小泉參拜靖國神社。當年12月12日，王毅回到北京，療養並述職。
這一年，中國反日遊行的畫面，在日本滾動播放。
駐日大使是最累的
“做大使是很累的，可能駐日本大使是最累的。”一位資深外交官感嘆。
在共同社的河野徹的評價裏，王毅是“歷任大使中做得最好的”。河野徹還能回憶起，20年前初到日本使館時，王毅和他們一起去釣魚聊天的情景。
“日本的財界政界高層，喜歡藉助打高爾夫球搞交往。”劉迪說，“而中國駐日使館團隊，打破了這個模式，在日本普通民衆中塑造了更有親和力的新形象。”
王毅的博士導師、外交學院教授周啓朋稱讚自己的學生“獨立思考的能力強”。而從某種程度上說，重新拾起以民促官，或許也的確是在中日高層互動停滯的局面下，最合理的策略。
中國駐日使館團隊和日本的財政兩界，保持了密切的聯繫。“大家都隨時打電話，互相很熟系。”一名熟悉駐日使館工作的人士透露，“使館舉辦諸如國慶招待會之類的活動，很多日本議員、內閣大臣都會出席，包括很多的右翼成員。”
“在我們對小泉明確表示‘不歡迎’以前，他都以日本首相身份參加中國使館的國慶招待會。”這位人士說。
2006年8月間在東京舉行的第二屆“東京-北京論壇”上，王毅在演講後，首先與安倍晉三握了手。一個月後，安倍接任日本首相，繼而到訪北京，中日高層互動的堅冰開始消融。
“以民促官，最後還是要促官。”中國駐日使館一名官員對本報記者說，“最重要的是抓住說了算的人。”
據瞭解，公安部已經在駐日使館派駐兩名武官，負責和日本警方協調與中國公民有關的治安和非法移民問題。這曾經認爲是挑釁中國的議題，現在兩國業已開始技術層面的合作。
今年4月，溫家寶總理訪日，晨練時和日本民衆聊天，王毅微笑着做起了翻譯。家長裏短的話題應當也比政治議題輕鬆得多。
把堅冰變爲暖流，並非朝夕之功，誠如日本問題專家卓南生分析，“不可能期待產生類似中日恢復邦交之前影響巨大的民間外交的作用。”而幾名東京大學的中國留學生也介紹說，他們和周圍的日本同學談及中日關係，主題詞依然是：“民族主義”、“臺灣”、還有最近增加的“食品安全”。
對於親歷中日關係走出谷底的王毅來說，可能這些問題不是那麼可怕。“我對中日關係的前景始終是樂觀的。”在旅日中國人特別舉辦的送別會上，王毅如是說。
(司徒北辰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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