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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濰坊近日與衆不同地宣佈中秋放假，引起激烈爭議。有網友說“中秋月獨照濰坊”，但也有論者質疑地方政府是否有放假的權力。而據查證，其實在國家層面上，沒有對節假日放假的決定權做出統一規定。此前，廣州舉辦九運會時放假一天，南京舉辦十運會時放假兩天。去年爲舉辦上海合作組織峯會，上海這個特大型城市也曾調休放假。自然，不可能有任何證據證明，大型政治活動比人們心中的“鄉愁”有更充足的放假理由。
初聞濰坊中秋放假，驚訝多於驚喜。一個地級市，不遵從慣例自行“出牌”，難得，有勇氣。但隨後得知，濰坊中秋放假並非一次自覺的地方改革，而屬於“巧合”：恰逢濰坊舉行一個大型經貿洽談會，公務系統基本上都被動員起來。洽談會及其後續工作一直延續到中秋前，並佔用了上週週末，於是濰坊就勢調休，中秋放假，上週六上班。
“巧合”似乎沖淡了改革的意義，但我們並不意外。它與我們對近年來地方改革的基本印象相吻合，那就是激情遞減，進取不足。
中國30年的改革進程，其實是由中央與地方、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兩條線構成。托克維爾面對自由富饒的北美大陸時曾感嘆：“今天統治美國社會的那些偉大政治原則，是先在各州產生和發展起來的。”那麼，我們面對劇變的中國也不得不說，來自“下面”的變革激情與開拓勇氣，也曾多麼深刻地改變了中國！
小崗村的十幾個手印改變的不僅是農民羣體的生存狀況，更爲那個時代奠定了變革的精神基調。廣東順德在盛行公私之辨的背景下，率先進行國有企業、集體企業的改制，引來各方效仿，10年後，中央文件終於確認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四川步雲的鄉長直選，掀起基層民主衝擊波，現在各地推行的公推公選、公推直選都可看到它的影子。
那段時間，真是充滿改革激情和突破勇氣的凱歌行進。而所有那些改革，幾乎都需要有對壓力的承受和對風險的擔當。小崗村按手印的人想到了坐牢；順德改革嚴格“關門進行”，不向外透露一點風聲以免半途夭折；步雲直選面臨與憲法和選舉制度如何銜接的挑戰。那時改革的衝動如此強烈，以致“變革”與“求新”成了時代的基本風尚。
但這幾年，地方改革似乎趨於平靜，基本上是走“深化”這條路，而缺乏“突破”的亮點。比如有的地方推出行政首長問責制，是步中央啓動問責程序之後，對其進行文件化、規範化的一個“深化”動作。其他如機構改革、效能革命、公推公選等，其實都是對高層意圖的延伸，讓人眼前一亮的改革“突破”不多。如果濰坊不是恰逢經貿洽談會，它會在沒有國務院通知的情況下獨自放假嗎？
地方改革的平靜，當然有其客觀原因。改革越到後面越觸及到根本問題，這不是地方改革所能解決的。另一個原因在於，改革前期，中央放權爲主，地方政府創新的積極性極高。但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後，中央政府通過實行分稅制、人事任免和強化職能部門的垂直領導，加強中央權威，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地方政府的積極性和創造性。
那麼，是不是地方改革就無所作爲了？從唯制度論者的角度來看，體制制約，似乎只能如此，但是任何一個國家向現代化成功轉型，體制都不是惟一要素，民衆心理、文化性格、社會的精神風貌都可能成爲細微然而致命的要素。所以，在中國站在十字路口的時刻，在這個國家面臨選擇的關口，我們不願看到整個社會都處於一種“等”的狀態，把一切歸於體制，把希望寄予明天。這種“等”，民衆等着政府的舉措，下級等着上級的改革，層層傳遞，難道整個國家最後把命運繫於一個人的身上，難道整個社會要等待救世主才能進步？
如果你覺得中秋等傳統節日應該放假，你做過什麼嗎？你給你選區的人大代表寫信表達過意見嗎？而地方官員，在並沒有違反法規的情況下，有沒有調研過民意並認真思考過怎麼去滿足？國家是每個公民的國家，是各級官員共同的責任擔當。它的命運不在一個人的身上，而在每個人的手裏。不等待、不旁觀，有努力、有擔當。
地方改革仍有不少空間。相對於穩態社會，轉型中的中國應該鼓勵更多的創新和變革。借用一句話：不要問體制制約了你什麼，而要問你爲改變做了什麼。(南方週末評論員 鄧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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