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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段時期，網上曾經流行“曬工資”現象，很多網民競相把自己的工資條貼在網上進行比較。從網民的帖子中可以看出，大多是出於好奇去了解同行或其他行業的工資情況，但從比較中也看出了不同行業、不同區域的收入差距。“曬工資”現象“曬”出了人們對收入差距擴大的關注，反映了人們對解決收入差距擴大問題的呼聲。
的確，收入差距擴大問題是這些年來人們一直十分關注的熱門話題。儘管黨和政府採取了一系列調控措施，但城鄉之間、區域之間、行業之間、羣體之間收入差距擴大的趨勢並未得到根本扭轉。對此，我們應該怎樣看？到底怎樣才能逐步解決這個問題呢？
收入差距持續擴大原因何在？
2007年2月，國家發改委發佈了《2006年中國居民收入分配年度報告》。報告顯示，2005年，各地區的“城鄉收入差”比上一年擴大500元以上，全國農村居民人均收入不到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3。東部地區與中部地區的收入差距比上一年拉大462元，東部地區與西部地區的收入差距拉大545元。2000年到2005年的五年間，城鎮居民中10%最高收入組與10%最低收入組的收入之比從4.6倍上升到9.2倍，擴大了一倍。最近，中國勞動學會公佈的數據顯示，2002年至2006年，全國在崗職工工資連續4年實現兩位數增長，但不同行業、不同羣體之間收入差距不盡合理，部分行業及企業普通職工工資增長緩慢。其中行業工資差距問題尤爲突出。2000年，行業最高人均工資水平是行業最低人均工資水平的2.63倍，2005年增加到4.88倍。這些數據所反映的，正如人們普遍所感到的那樣，城鄉之間、區域之間、行業之間、羣體之間的收入差距仍在進一步擴大。那麼，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何在？
收入差距擴大與收入分配製度改革有關。改革開放以來，隨着收入分配製度的改革，計劃經濟體制下“平均主義”、“大鍋飯”的分配製度被打破，逐步形成了以按勞分配爲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分配製度，這對於調動人們的勞動積極性、推動經濟社會發展、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發揮了重要作用。但與此同時，人們之間的收入差距拉大也就自然產生了。特別是允許資本、技術和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由於社會成員所擁有的資本、技術和管理等生產要素的質和量的差異，必然導致收入差距有所擴大。尤其是近幾年，勞動在收入分配中所佔比重明顯下降，資本、技術和管理等生產要素所佔比重明顯上升，進一步擴大了普通勞動者與投資者、管理者的收入差距。
收入分配調控政策不完善、作用發揮不充分，是導致收入差距擴大的重要原因。市場經濟條件下，初次分配主要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它不可能自發調節收入差距，因此需要政府在二次分配中進行調控干預，以保證分配公平。近年來，黨和政府採取了一系列調節收入分配的政策措施,如通過實施“三減免、三補貼”等惠農政策促進農民增收，多次提高企業離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標準，積極落實優撫對象生活、醫療待遇政策，大力促進下崗失業人員再就業，完善最低工資制度，提高個人所得稅工薪所得費用扣除標準，等等。但目前這方面的制度還不完善、不配套，特別是執行力度不夠。比如，對過高收入的稅收調節還不是很有效。2005年，全國徵收的個人所得稅佔各項稅收的比例只有7.3%，佔居民總收入的比例只有2.5%。另一方面，對低收入者的保障力度不夠，保障制度不健全、覆蓋面窄、保障水平低。對某些“灰色”和非法收入缺乏有效約束監管，導致一些行業或個人獲得高額收入，擴大了與其他社會成員的收入差距。還應注意到，一些企業特別是私營企業和外資企業，不執行國家最低工資標準，不建立正常的工資增長機制，甚至隨意壓低、剋扣、拖欠工人工資，使部分勞動者收入持續偏低。
收入差距擴大，還與發展不平衡有關。改革開放以來，在城鄉、區域發展整體推進的過程中，由於地域優勢差異、政策傾斜等原因，發展不平衡的狀況愈加明顯。近年來，黨和國家實施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促進中部地區崛起等重大戰略，實施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方針，推動區域、城鄉協調發展取得明顯成效。一些中西部地區經濟增長速度已超過全國平均水平，農村經濟也得到長足發展。但是由於中西部和農村地區發展基礎薄弱、發展基數低，儘管從長期看發展差距將逐步縮小，但短期內絕對差距還將進一步擴大。
另外，還要看到，收入差距擴大有着深刻的歷史原因。收入差距擴大，看起來是近些年的事情，但實際上它是長期發展過程中積累下來的問題，只是隨着經濟發展和改革的深入更加顯現出來而已。比如，城鄉二元結構就是導致城鄉收入差距不斷拉大的重要原因。在計劃經濟條件下，人們可能感覺收入差距不大，這主要是因爲城市居民之間、農村居民之間收入差距較小，但如果城鄉居民之間比較，收入差距是很大的。改革開放後，雖然農村經濟獲得蓬勃發展，但由於長期城鄉二元結構造成的發展起點的不平等，使得城鄉收入差距的問題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解決的。
由此可見，當前收入差距擴大，既有歷史原因，也有現實原因，既有政策不完善的原因，也有政策執行不力的原因，問題錯綜複雜，涉及面廣，解決難度大，對此我們應有清醒的認識。
收入差距擴大是發展必須付出的代價嗎？
對於收入差距問題，長期以來，無論是理論界還是社會上都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認爲，市場經濟必然導致收入的不平等，無論如何調整，收入差距擴大的趨勢都是不可避免的，這是發展所必須付出的代價；也有人說，當前我國收入差距已經達到十分嚴重的程度，出現了兩極分化，這都是改革造成的，證明改革“失敗了”。對這些觀點，我們應該怎麼看呢？
首先應該看到，當前收入差距的擴大，是在絕大多數人收入都有了很大提高的基礎上的擴大。任何不持偏見的人都應當承認，改革開放以來，雖然城鄉、區域發展速度和程度不同，有的快、有的慢，但絕大多數人的生活水平都有了明顯的提高。無論是城市還是農村，無論是東部還是西部，都發生了巨大變化。1978年到2006年，農村居民人均收入從134元增加到3587元，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從343元增加到11759元，人們的衣食住行各個方面今非昔比。因此，我們不能因爲目前收入差距的暫時擴大而否認改革開放取得的成就。
其次也應看到，一定的收入差距有其合理性和積極作用。現實生活中，收入上的差距是客觀存在的，尤其是在對外開放和發展市場經濟的條件下，由於資源擁有、個人素質、社會貢獻的不同，不可避免地會帶來初次分配上的差距。對此，我們應該承認和肯定。因爲只有讓那些對社會貢獻較大的人得到較多的報酬，才能調動社會其他成員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促進社會發展。強求一律，搞平均主義，非但不會達到真正的公平，還會打擊人們的積極性，阻礙經濟社會發展。
同時，萬事皆有度。如果任由收入差距無限擴大下去，一旦其超出合理的限度，就會產生消極作用。
一方面，會阻礙經濟持續發展。收入差距過大會導致國內需求不足。由於高收入者的需求已基本得到滿足，消費需求增長的空間不大，而低收入者雖有消費需求，但無力增加實際消費支出。結果就會出現“有錢的人不想消費，想消費的人沒錢”的局面，嚴重製約消費需求對經濟的拉動作用。同時，也會使經濟的激勵機制失效。收入差距長期不斷擴大，會使部分低收入者對通過勤奮勞動改善處境失去信心，從而喪失工作和創造的激情，影響經濟社會的長遠發展。
另一方面，不利於社會穩定與進步。收入差距的不斷擴大，會使部分經濟困難的羣體產生心理失衡和被剝奪感，甚至引發他們對社會的不滿，影響社會和諧穩定。特別是收入差距擴大的過程包含許多不合理因素，容易造成人們價值觀的扭曲和人生觀的庸俗化，甚至會導致社會道德水準下滑。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如果部分低收入者長期得不到基本的生活、教育、衛生等保障，他們的生存和發展能力將會越來越差，整個社會就可能陷入“富者愈富、窮者愈窮”的惡性循環。
看待收入差距問題，實際上涉及對公平與效率關係的認識問題。公平與效率正如一個硬幣的正反兩面，不可分離。我們既不能因爲追求公平而放棄效率，也不能只顧效率而忽視公平。只有經濟社會發展效率不斷提高，社會整體財富才能持續穩定增加，爲在更高層次上實現公平奠定物質基礎；但如果忽視社會公平，收入差距超過合理的限度，就會挫傷一部分社會成員的積極性，反過來影響發展的效率，甚至使發展的成果毀於一旦。因此，要正確處理公平與效率的關係，在當前收入差距較大的情況下，更加註重維護社會公平，建立健全維護社會公平的體制機制，切實使全體人民共享改革發展的成果。
緩解收入差距擴大應從何處入手？
2006年以來，黨和政府採取一系列政策措施，解決收入差距擴大問題。自2006年1月1日起，將個人所得稅起徵點調至1600元；2006年7月，中央決定改革公務員工資制度，改革和完善事業單位工作人員收入分配製度，調整機關事業單位離退休人員待遇，完善機關工人工資制度，提高企業離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標準、各類優撫對象撫卹補助標準、城市低保對象補助水平；自2007年1月1日起，年收入12萬元以上的高收入者自行申報繳納個人所得稅。這一系列政策的密集推出，充分體現了黨和政府對解決收入差距擴大問題的高度重視。
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提出，要完善收入分配製度，規範收入分配秩序。最近，胡錦濤總書記在“6?25”重要講話中強調，要深化收入分配製度改革。我們要按照十六屆六中全會精神和胡錦濤總書記“6?25”重要講話的要求，在堅持以經濟建設爲中心，不斷把“蛋糕”做大的同時，還要加大收入分配製度改革力度，努力緩解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的趨勢。調整收入分配格局，概括地說，就是十個字：“提低、擴中、調高、打非、保困”。
“提低”，就是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這是緩解收入差距擴大的基礎性工作。目前收入差距擴大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城鄉差距拉大。所以要重視解決提高廣大農民收入的問題。要進一步完善政策、增加投入，建立農民增收減負的長效機制，千方百計地增加農民收入。同時，在城市也有部分羣衆的收入比較低。如我國東部某市目前最低工資標準爲每月810元，但全市人均月工資是2700元。要努力擴大就業，健全最低工資制度、完善普通勞動者工資增長機制，根據經濟發展和物價水平的變化，適時調整最低工資標準，並督促企業嚴格執行，努力提高低收入羣體的收入水平。
“擴中”，就是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應該是一個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佔少數、中等收入者佔多數的“兩頭小、中間大”的橄欖型格局。但目前我國的現實情況是，中等收入者數量較少，在全社會比重小。應通過提高勞動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適當提高勞動力成本、加強對勞動者的教育和培訓、鼓勵創業、加強對公民合法財產的保護等多種措施，讓更多的低收入者進入中等收入者行列，不斷擴大中等收入者隊伍。
“調高”，就是有效調節過高收入。“調高”，不是簡單的“抽肥補瘦”，也不是“殺富濟貧”，而是要通過稅收等方式對過高收入進行有效調節，使其一部分財富通過稅收等形式交給國家，用於二次分配。這從整體上有利於社會和諧，從長期看對高收入者也是有利的。當前，應進一步完善相關政策措施，加大稅收徵管力度，打擊偷稅、逃稅、漏稅等行爲。同時，深化電信、電力、石油、民航、金融、鐵路等行業改革，進一步引進競爭機制，防止其憑藉壟斷地位爲其從業人員謀取高工資、高福利。
“打非”，就是堅決取締非法收入。廣大羣衆對收入差距拉大有意見，其實並不是對合理、合法的收入有意見，而主要是對通過以權謀私、官商勾結、走私販私、假冒僞劣等違規、違法行爲獲得鉅額財富而造成的收入差距強烈不滿，對這些非法收入要堅決取締和打擊。2006年國家以專項行動的形式，重拳打擊各個領域的商業賄賂行爲，取得明顯成效。應進一步加大對非法收入的打擊力度，切實維護社會公平正義。
“保困”，就是保障困難羣衆的基本生活。截至2006年年末，全國農村還有絕對貧困人口2148萬人，初步解決溫飽但還不穩定的低收入人口3550萬人。在城市，由於失業、疾病等各種原因，還有2000多萬城市居民收入在最低生活保障線以下。要通過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擴大社會保障覆蓋面，切實保障這部分困難羣衆的基本生活，使他們有飯吃、有衣穿、有房住、上得起學、看得起病。
同時，還要重視發展慈善事業。通過建立相關法律，鼓勵先富起來的人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充分發揮社會組織在財富分配中的作用，促進民間自願捐贈活動，吸納社會資金幫助困難羣體，緩解貧困，縮小差距，推動實現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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