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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負擔卡和稅票，請您帶到北京去轉交給黨中央，這也是我送給十七大的禮物。”9月24日，湖北省監利縣新溝鎮交通村八組農民朱建華，將1993年以來的農民負擔卡和稅費憑證，輾轉捎給了中共湖北省委。
厚厚一紮票據，折射着一段不平凡的歷史。
上世紀90年代末，朱建華所在的監利縣曾因農民負擔重聞名全國，甚至發生多起農民因負擔重而自殺的惡性事件。翻開朱家4.9畝責任田的票據本，不難看出當年的狀況：1993年，總負擔288元，實際上繳453元；1998年，總負擔1277元，因完不成交款任務，被強制參加“學習班”；2000年，總負擔781元，實繳1514元。
“負擔再重也要收藏，因爲我相信黨，相信黨遲早會把我們農民的擔子挑起來，這些票據遲早會成爲文物。”44歲的朱建華告訴記者，最初他收藏負擔卡只想證明自己該交的錢都交清了，可是越往後，他就越覺得收藏有價值。
朱建華的收藏在2002年發生了新的變化：2002年稅費改革前，實繳1515元，後結算清退843元；2005年免除農業稅，只交291元；2006年總負擔302元，國家同時發給糧食直補、良種補貼、農資綜合補貼，實際上繳144元，每畝田只承擔29元。
票據中的“三提五統”“共同生產費”已成爲歷史，而糧食直補、良種補貼、農機補貼等越來越多的新詞兒進入了朱家的賬單。朱建華說：“稅改前，負擔重，成本過高，很多農民和我一樣，棄田不種。現在，取消了農業稅，種田還有補貼，大家都搶田種。”
今年，朱建華買了農用車，還一口氣承包了村裏的15畝荒田，全部種上水稻、棉花和甘蔗，預計年底收入可達3.5萬元。看到他時，他剛開車回來，身後是新蓋起來的兩層樓房，屋後新播種的油菜綻出一片新綠，門口的一條水泥路正在修建中，塵土飛揚。
望着自家豐茂的甘蔗林，朱建華的臉上顯現出了豐收的喜悅。“我還準備花兩三萬元把房子裝修一下給兒子結婚用，現在的日子真像蔗糖一樣甜。”
監利縣縣委書記餘日福告訴記者，2006年，全縣農業總產值達47.6億元，比2001年增長46%；農民人均純收入3380元，比2001年增長54%；農民只負擔排灌水費和“一事一議”，去年全縣負擔總計3000萬元，僅爲2001年的8%。
現在，朱建華對湖北省委給他的回信幾乎能一字不差地背下來，“黨的農村政策的核心是逐步縮小城鄉差別，使農民富裕起來。經過多年努力，我們在減少農民負擔方面取得了紮實的進步，但真正達到縮小城鄉差別的目標，尚需要相當長的時間，作艱苦的努力，這既要靠國家的政策，也要靠農民同志的奮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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