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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在清華大學舉辦的“財政現狀與改革方向研討會”上，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王一江提出，可以考慮大幅度提高個人所得稅的起徵點。月收入一萬元不要作爲高收入人羣調節的主要對象，而應是進入中產階級的起點。王一江指出，目前月收入1600元作爲起徵點過低，而把年收入12萬元以上的羣體視爲高收入人羣也並不太合適。
調高個稅起徵點，不僅僅是學者的建議，也是民衆的心聲。11月5日，中國青年報刊登的由該報社會調查中心組織的一次調查結果顯示，高達97.0%的人認爲目前的個稅起徵點不合適，與此同時，有同樣比例的人期待能將其調高。
如果從另外一個角度來作比較，或許能更爲直觀地看清這個問題。勞動保障部有關負責人近日表示：最近幾年是我國最低工資標準調整頻率最快、調整幅度最大的幾年。2004年3月前，十年間全國每個省份平均調整最低工資標準3.8次；2004年4月至2006年底，不到三年裏，每個省份平均調整了1.9次。在調整頻率加快的同時，標準提高幅度也在加大。僅2006年，各地最低工資標準調整幅度一般都在30%左右，幅度最高的省份達到64%。
自今年9月1日起，上海職工最低工資標準已經由每月750元提高到每月840元。自今年11月起，深圳市最低工資標準每月已經調整到每月850元，而且，深圳市的地方法規規定：“每年對最低工資標準調整一次。”這就意味着，如果個稅起徵點保持不變，再過幾年，深圳的最低工資標準就可能率先達到個稅起徵點，到時候豈不成了天大的笑話？
從2006年1月1日起施行的新修訂的個人所得稅法，把個稅起徵點正式由之前的800元，提高至1600元。當時，之所以如此規定，是因爲根據財政部的測算，扣除標準從800元提高到1600元后，工薪階層納稅人已經從佔總人數的60%減少到26%，結論是，“對減輕中低收入者負擔的效果是明顯的”。
但是，這個測算所依據的是當時的靜態數據，並沒有考慮到其增長性及通貨膨脹等因素。從2006年1月1日至今，雖然時間還不足兩年，但工薪階層的納稅人數已經遠遠超出了26%的比例，筆者查閱了相關報道，發現即便一些中小城市，其工薪階層繳納個人所得稅的比例也遠遠超出了60%。
以目前的個稅起徵點和1981年的相對比，或許更能清楚地看清現行個稅起徵點的不合理性：1981年職工平均工資約爲每月60元，而起徵點爲800元，大約爲月工資的13.3倍；到現在，起徵點已調高到1600元，而據國家統計局10月29日公佈的數據，今年前9個月城鎮職工月平均工資爲1853元，起徵點僅爲月工資的86.3%。如果比照1981時的比例，現行的個人所得稅法，把起徵點定爲24600元(即用1853乘以13.3)才更具有合理性，纔不至於淪入兩年不到起徵點標準就顯得過低的困局。
個人所得稅的作用就是調節貧富差距，起徵點太低，使它走向了反面——工薪階層成爲個稅繳納的主體。誠如清華大學教授王一江所言，起徵點過低壓制了中等收入者，而這一部分恰恰是社會中堅力量。十七大提出的目標是，到2020年“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中等收入者佔多數，絕對貧困現象基本消除”，要實現這一目標，我國的稅收政策應該能夠助推中等收入者的形成而不是相反。
我國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國民可支配總收入中的比重，從1996年開始便總體呈下降趨勢，這意味着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份額在減小，而政府的可支配收入份額在擴大。另一方面，我國國民工資佔GDP的比例，1989年是16%，2003年則下降到12%，遠低於一些市場經濟較爲成熟國家60%左右的水平。由於我國社會保障體系尚不夠完善，無論是教育、醫療、住房等等方面的支出，都嚴重依賴居民的個人收入。
在這種情況下，就應該施行更寬鬆的個稅政策，減輕中低收入者的負擔，這既有利於拉動內需，解決我國經濟發展中的一個大問題，也有利於藏富於民，實現國富民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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