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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歲楊敬年
他曾是中央政治學校大學部行政系的高材生，卻多次放棄做高官的機會；他是牛津博士，動盪的年代他有出國“避難”的機會，但他卻堅持留下爲祖國做事；他是國內發展經濟學的開創者，他86歲才走下講臺，但現在仍在給學生“上課”；他在90歲的時候，用不到一年的時間翻譯了長達75萬字的《國富論》成爲暢銷書。98歲寫完20萬字的回憶錄。他生於1908年，他百年的人生中經歷了太多的坎坷，受了許多“委屈”，但他卻越活越年輕……他就是南開大學的楊敬年教授，一位即將迎來自己百歲生日、令人敬重的老人。
“事業”
只要能工作就是好事
楊先生說，之所以不約記者上午來，並不是因爲他有上午休息的習慣，而是每天上午他都要給學生上課。“上課？”看到記者驚訝的表情，楊先生解釋說：“每天上午，一個已經在美國的學生都會給我打一個小時的電話，我在電話裏給他講課。”“您講經濟學？”“我講中國哲學，講《孟子》、講《老子》，中國哲學是教人如何做人做事的。”
當年，楊先生在翻譯古典經濟學奠基人亞當·斯密所寫的《國富論》時，沒有助手，一切都是親歷親爲。他堅持每天凌晨3點起牀，工作到7點，連續工作4個小時，翻譯3000多字，下午再校對。75萬字的書稿不到一年時間就順利完成了。當時，楊先生已經是90歲高齡的老人了。談到此，楊先生依然微微一笑說：“我比別人多工作三十年。”他還認真地告訴記者，前兩天，他剛剛給遠在歐洲的一位老友發去Email說：“我太忙，你傳給我的古典音樂我還沒時間聽。等我不忙了，有時間了，一定和你分享這些美妙的音樂。”
“只要能工作就是好事。”楊先生平靜地說，“1976年地震時，我翻譯了一本書叫做《壟斷資本》，那是我在臨建棚裏翻譯的。下午臨建棚裏看不見，我就把桌子搬出來，在樹蔭下寫。別人看到我，都很不理解，說‘我的命還不知道在哪裏，你怎麼還在搞翻譯？’其實我不是爲名爲利，因爲翻譯這本書不署我的名字，也沒有我的稿費，但我就是有興趣。”
“人的一生，有許多事情不是個人能力所能左右的。但要‘樂天知名’‘以義制命’，所以，到現在，我還能夠活下來，而且活的還不錯，身心健康。”
“志向”
做大學教授最好
作爲牛津大學的博士，只要楊先生願意，他就可以到國外定居。但他一次次放棄了這樣的機會。“1948年，何廉做南開校長，催我趕快回來，我就回來了。但他待了兩個月就去美國了。他走的時候給我留了一點黃金，我的護照也在自己手裏，隨時可以走。但是，我要留在天津迎接解放。從那個時候起，我就一直沒有離開天津，除了1950年到廣東南海市去‘土改’的七個月。”
“在南開做大學教授，跟學生在一起，我都很開心，非常好。他們有什麼問題都跟我談，婚姻問題、家庭問題、個人事業問題，大家都可以交心，一點沒有虛僞的東西，是一種真誠的友誼，這是最好的，我喜歡同青年人在一起。”楊先生饒有興致地跟記者講起他教過的學生：“有個女生，把男朋友領到我面前，說‘楊先生不同意我就不同意’……”“我的第一臺電腦是學生在十多年前送給我的，他們說我喜歡新鮮的東西。我是一點一點學，學一點用一點，好多學生都是我的計算機老師……”“劉擁軍，現在在中國農業大學。大學畢業時，他不想回內蒙古去。我就說‘你應該回去，兒不嫌母醜。’他現在還記得我說的話……”
楊先生惦記着他的每個學生，而他的學生們也在心裏永遠記得自己的恩師。正如1977級經濟系的一位同學寫的：“楊先生，您是我一生中最敬重的人之一，正如您在1977級畢業20週年紀念活動上所講的，南開大學對我們最大的教育就是如何做人。您就是我的人生楷模，我跟隨您不但學到很多知識，而且從您身上學到很多寶貴的品格。最衷心地祝您幸福、健康！”
如今，雖然已經不能經常回南開園，但楊先生卻感慨說：“我還是喜歡住在學校裏。昨天回了趟學校，看到整個學校，一片黃葉，漂亮極了。”言語之間，流露出先生對南開深深的愛與眷戀。
“選擇”
我的性格不適合做官
楊先生一生中有兩次從政做官的機會，但他都放棄了。他本科畢業的中央政治學校大學部行政系是專門爲當時的國民黨政府培養縣長、行政督察專員和民政廳長的。“我的好多同學後來都在臺灣身居要職。但我對此沒有興趣。”這是楊先生第一次放棄從政的機會，說起往事，楊先生非常淡然。“七七事變”之後，他在重慶政府工作，給孔祥熙做祕書。“我那時也差不多做到簡任了，就相當於現在的司局長。但我還是想留學，去讀讀書。所以再一次放棄了從政。”
“我的性格不適合做官，我覺得做大學教授好。在大學裏教書，只要把自己教的課研究到最前沿，教好了，就沒有人來管你了。但做官就得看上司的臉色，我不喜歡。”
“心願”
青年人要看得遠一些
談到對青年人的希望，楊先生提到了四點：“把學問基礎搞得寬一些。現在，專業分得太細，但學生不見得現在學什麼將來就做什麼，所以要學得寬一些；要有很好的語言基礎，首先把中文學好，然後掌握一門外語；把讀書、事業看得神聖一點，這不只是個人的事情，你讀不好書，國家就失去一個人才；不要急功近利，要看得遠一些，不要走捷徑。”
楊先生說，他特別羨慕現在的青年人，因爲現在大學生的機會更多。“聽說，學校要選送100個本科生到國外留學。當時，我去英國的時候要坐一個月的船，現在你們出國的機會特別多，到英國可能只需要十幾個小時，所以現在一定要學好外語。”
“生活”
長壽源於心胸寬
楊先生說，人的年齡有三種：“一是日曆上的年齡，我是1908年生的；一是身體上的年齡，許多人見了我都問我七十幾了；一是心理上的年齡，我覺得我也就三十歲，老年人的生活和我無關，我從來不看什麼《夕陽紅》和老年報。”
“我爲什麼活到現在？大概是我的心胸比較寬吧，當然還要加上鍛鍊。”談到自己的“長壽經”，楊先生告訴記者，他家並沒有長壽的“傳統”，父親59歲去世，母親也走得比較早，只有外祖父活到了80多歲。
回顧楊先生的一生，生逢亂世，50歲到70歲又趕上政治運動。“政治上的事情還好。1974年，老伴因爲腦溢血癱瘓在牀，一躺就是24年。1976年，我唯一的兒子因病過世。當時，經濟上也非常拮据，家都沒個樣子了。兒媳和14歲的孫子當時在鄉下，女兒在河北保定，家裏就剩下我和癱瘓在牀的老伴。這對我的打擊比較大。但到現在，種種困難我都克服了。”現在，楊先生一家，三個外孫女，六個重孫、重孫女，最大的重孫女已經讀大學二年級，一家人其樂融融。
“這種心胸開闊，往深處講，那就涉及哲學。哲學是提高人的心靈的。二十多年的冤假錯案，我沒有喪失信心，爲什麼？老子常講，物極必反。禍福是轉換的，什麼事情走到極點了，就走向它的反面。什麼東西不要做到極端，中國有一句話：‘不爲已甚’，就是不要做得太過了。有了這樣的想法，就不會自殺，不會悲觀消極。”
楊先生告訴記者，他每天都會堅持2個小時的鍛鍊。“1984年到2004年，我做保健操，北京一個老中醫發明的，一共五六十個動作，40分鐘，我堅持做了20年。現在我自己做按摩，就按照那本《怎樣活到一百歲》裏寫的方法，然後再加幾個我自己的動作，湊成40分鐘。白天我就在屋裏散步，走1000步，然後用理療儀治療40分鐘，還有腿部運動15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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