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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過“5·30”暴跌的股民，不僅僅深刻感受到印花稅的威力，還認識了另一稅種——資本利得稅。從那以後，資本利得稅是否出臺、徵收，成了懸掛於股民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
他們也是如此敏感，所以，當國家稅務總局公佈最新修訂的《年所得12萬元以上個人自行納稅申報表》，首次要求高收入者申報要單列炒股收入時，股民們的神經又一次拉響了資本利得稅的“警報”——從網民跟帖看，似乎該稅呼之欲出，又一個“5·30”迫在眉睫。
其實不難理解。資本商品——包括股票、債券、房產、土地或土地使用權等，在出售或交易時發生了資產增值，對此徵收資本利得稅，首先要搞清楚的，就是人們的具體收益。不管是不是即刻開徵該稅，個稅申報時要求單列炒股所得，確實可認爲是在爲未來打基礎。
那麼，人們爲什麼如此敏感？
自“5·30”後，“稅”字引致的市場情緒變化，是十分明顯的。對資本利得稅可能開徵的各種跡象，股民們習慣於“利空”想象。他們不但忌憚，甚至有一定的畏懼之心。
這一現象的成因，固然不能排除“5·30”後心理上的慣性猜疑，但也與不少人對當前證券市場稅制不瞭解有關。尤其是，不清楚當前稅制改革的重心——流轉稅向所得稅方向轉變的意義。
股市交易時徵收的印花稅，正是流轉稅的典型代表。流轉稅有如“雁過拔毛”，要交易，首先留下“買路財”。其作用，在於抑制投機，促成長期投資。因此，今年5月30日印花稅突然調整，股民們的“買路成本”陡然增加，市場交易受到了重大打擊。
此外，當前證券交易印花稅的徵收，屬於雙向固定稅率徵收。這樣的設計其實是有待改進的：首先，買入和賣出的成本沒有差別，稅收槓桿的“蹺蹺板”作用消失，這並不利於抑制投機；其次，中長期投資和短期投資沒區別，大投資者和散戶沒區別，贏利能力的不同，容易產生一些稅負不公。
所得稅則不同，它是“損有餘以補不足”，着眼點在於二次分配。比如資本利得稅，不少國家徵收時強調“利得”，以收益爲前提，這與不管盈虧都徵稅的印花稅相比較，明顯更符合人們的交易心理。
在加拿大等國家，如果先年出現資本損失，淨損失的50%還可衝抵來年的資本收益，這樣來年可少繳稅，有效解決了人們“我賺錢了得繳稅，那我賠錢怎麼辦”的疑問。這一疑問，也大量體現在了“個稅申報須單列炒股收入”的新聞跟帖當中。
從稅收激勵的角度而論，流轉稅向所得稅的轉向，正是稅制改革的應由之路。因“5·30”印花稅調整而演變成一種“資本利得稅恐懼”，其實是並不清楚資本利得稅性質的結果。
至於一些敏感，頗多“莫名”色彩，是完全不必要的。
需要說明的是，稅制改革並非易事。所得稅的徵收，基礎條件是有完備的信息系統，掌握納稅人的“所得”情況。如何細化、完善稅收信息統計，要求年收入12萬元及以上者自行申報，包括新修訂的《申報表》，要求單列炒股所得和房產所得等，其實只是具化的措施。
一些措施引起疑問，釋疑是容易解決的。不容易解決但應解決的是，稅制轉型中該如何設計制度，以避免轉型後出現重複課稅的情況。因爲，對可能“重複”的擔心，正是民衆產生一些敏感的根源。(彭永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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