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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3月，蘇智良到東京六本木五丁目國際文化會館參加學術會議。
會議間隙，蘇智良在喝咖啡時遇到一位日本教授，當得知蘇智良來自上海便問他：“據說戰時日本的第一家慰安所就在上海，是這樣嗎？”
“是嗎？”蘇智良一邊搭腔一邊內心感到很驚愕，儘管他研究的是上海史，但在此之前，他從不知道上海與“慰安婦”制度有什麼關係，也就是從那時起，蘇智良感覺自己有責任做這個調查，於是將自己的學術研究方向轉向慰安婦問題。
回國後，蘇智良便揹着照相機，先後到20來個省市自治區調查，最多的時候一年要出差28次，找到了數以千計的中國慰安所原址，其間還走訪了朝鮮、韓國等地。共找到了近200名“慰安婦”。
2007年10月6日，蘇智良教授和夫人陳麗菲女士一起，趕赴江蘇如皋，訪問了最新公開身份的倖存者周粉英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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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陳亞扁15歲時被日軍抓去長期姦污，遭受了近四年的非人折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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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趙潤梅17歲時被日軍抓去作“慰安婦”，其父變賣家產把她贖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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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77歲的林亞金1943年被日軍抓去充當性工具，後因病得以回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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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95歲的朱巧妹曾是世界上“慰安婦”最年長倖存者，現已去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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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⑤85歲的楊阿布夜夜夢見鬼子來抓她。 |
曾被受害者的後代打出門
從1992年開始，被譽爲“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第一人”的蘇智良教授便奔波在大江南北，尋找“慰安婦”。這是一條漫長而艱難的道路，儘管蘇智良作了長期調查的思想準備，但其艱難程度還是使他幾次望而卻步。爲了能讓這些“慰安婦”開口說話，他有時不得不在當地住下，與她們反覆溝通。
有一次蘇智良得知上海江灣有一個原“慰安婦”尚在人間，但想了很多方法，老太太就是不承認。後來得知她有個幸福家庭，蘇智良特意把她請到公安局，就是爲了避開她的家人鄰居，但老人還是不願意承認。直到最後，她才悄悄地對蘇智良說：“事情已過去那麼多年了，就讓它爛在我的肚子裏吧。”
“我很理解她的心情！”蘇智良嘆息地說，做過“慰安婦”的女子要麼終身不嫁，要麼嫁人後受到丈夫的毒打、周圍人的欺凌。如果很幸運有個好家庭，她們就會過得和平常人一樣。老太太不願公開，很大原因是子女不支持。蘇智良總結的調查經驗是：有親生兒女的阻力大，是養子養女的好一些。
蘇智良聘請的山西調查員就曾被受害者的後代打出門：“沒這樣的事，滾！不許再來。”那些選擇“說出過去”的原“慰安婦”公開身份後，可能會遭到當地人的歧視。但是，現在的情況正在發生變化，很多“慰安婦”在公開身份後，得到了大多數人的同情，生活也得到了改善。
“史留留是我採訪了多次的歷史證人，當我再一次去他家取證時，史家堂屋裏掛的是他的遺像。”蘇智良告訴記者，“慰安婦”倖存者都已經到了風燭殘年，他在與她們告別時，便已做好不能再見的準備，10多年間，他經歷了幾十位老人被電話告知“走了”的消息，留給他的只有悲傷遺憾。
資助“慰安婦”生活費已經8年
1999年3月，成立中國慰安婦研究中心之後，蘇智良在各地聘請了60位調查員在全國各地查找“慰安婦”，調查員來自各行各業，文化程度不一，有教授，有律師，也有農民，如今，慰安婦研究中心對中國“慰安婦”的調查已經進行了8年，調查了20來個省、市、自治區，收集整理了幾百萬字的文字資料。
目前有名有姓、開了口的“慰安婦”有100多人，沒開口的應該是這個數字的幾十倍。但是隨着歲月的過去，現在能找到的倖存者當中，大部分已經離開了人世。現在仍然健在並且生活在中國內地的只有45名倖存者，她們生活在北京、上海、湖北、湖南、海南、黑龍江、河南、河北、山西等9個地方。
從2000年開始，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開始對已經確認的“慰安婦”倖存者進行生活援助，到現在已經進行了8年。用來援助的經費大多來源於社會捐助，“說實話，我們接收到的社會捐助款也不是很多，經常出現財政赤字。”蘇教授接受記者採訪時如是說。
此外，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還參與了很多海內外的活動，參與揭露日本的暴行，讓中國被害者的聲音也出現在國際法庭和國際場合。
今年7月5日，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在上海建立了中國“慰安婦”資料館，資料館將收集相關的證物，記錄和保存歷史。
和妻兒一起去走訪“慰安婦”
“慰安婦”的經歷使倖存者們的身心遭受太慘烈的創傷，烙印一生，她們的傷疤一旦揭開，就會加深痛苦，有的老人在講述時會無法控制，號啕大哭，有的因此而患上精神病。蘇智良一般在把老人受害事實弄清楚之後，除了經濟援助等，爲歷史上的事，就不再去打擾她們了。
中國到底有多少婦女被逼充當侵華日軍的“慰安婦”？蘇智良測算，至少有20萬婦女，“這些婦女的命運非常悲慘，她們每天遭受性蹂躪，有很多人在戰爭期間就被日軍以各種方式殺害了，或者病死，也有一些倖存者，但活下來的人身心兩方面都經受着極大的痛苦。”這些年來蘇智良關注倖存的“慰安婦”，定期給她們援助，已不僅僅是停留在學術考察的層面，而是人道主義精神的體現。
蘇智良告訴記者，如今倖存的原“慰安婦”現在的生活狀況很不好。“基本上每個慰安婦住的房子都是村子裏最差的。”這是蘇教授親眼所見。
“二戰”中倖免於難的她們，遭受長期殘酷的摧殘，絕大多數喪失了生育能力，晚年陷入了孤獨潦倒的淒涼境地。身體上，她們普遍有慢性病，如骨頭痠痛、神經痛、哮喘、婦科病等疾病；精神上，她們帶着羞愧的心情苟活至今，恥於對別人講這些經歷；經濟上，她們沒有收入。生活窘迫，很多人無兒無女，甚至連基本的生活也難以維持。
“我不太贊成、不太同意和介紹媒體老是去採訪，除非是很嚴肅的節目。”蘇智良嘆息地說，因爲“慰安婦”們每回憶一次往事就像死過去一次，非常非常痛苦。“我很感激我妻子陳麗菲，身爲女性，有很多細節是要她去傾聽的，她跟我一起去尋訪倖存的‘慰安婦’，往往和老人抱頭痛哭，致使採訪無法繼續下去。我是個男人，堅強一些，但有一次，當我在大阪聽到一位老太太當衆講述她自9歲遭日軍強暴，此後尿布伴隨她一生時，我還是控制不住眼淚。”由此，蘇智良感慨地說，戰爭給這些老人留下了一輩子的烙印和創傷，這是他最大的感受。
“回憶這些非人的歷史的確會給人很大的心理壓力，我妻子有時候聽了那些悲慘的故事，哭着說再也不跟我一起調查了，她受不了。可是還是會一次又一次地陪我去，陪着老人們痛苦。”除了妻子，蘇教授有時候走訪“慰安婦”也會帶上自己的孩子，“這些都是歷史，讓孩子直面歷史，正視歷史，我覺得是件好事。”
不忍打開的40盤口述磁帶
蘇智良曾到倖存者黎族陳亞扁家裏去，揭開她家的鍋蓋，發現裏面竟是野菜。“我問她這是豬吃的嗎？她告訴我，第一碗是自己吃，剩下的給豬吃。”在調查的早期，蘇智良就曾聽說有一個武漢受害者由於貧病交加，孤身一人，實在無法活下去，就臥軌自殺了。還有山西的一個受害者侯冬娥，她因爲早年作過“慰安婦”而被村民遺棄。她活着的時候，是村子裏最受輕視的女人，大家不叫她真名，稱她是“進過炮樓的”，更有人拿她的遭遇當笑話說。一個雨天，她重重摔倒在村口，因爲嫌她“不乾淨”，沒人肯過去扶她。她昏倒在小道上幾個小時醒來後，只能獨自回家從水缸裏舀瓢水喝就完事了。最終，她在盂縣高莊最破爛、矮小的窯洞悄無聲息地逝去。
“剛開始時，‘慰安婦’問題僅是我學術上的研究對象，但當你到過她們的家，就感到應該幫她們一把，應該爲她們實實在在做點事，這是良心和責任。”中國慰安婦研究中心從2000年開始，每個月給每位受害者100元生活費，這些倖存的老人大都生活在農村，100元錢不算太多，但可保證她們的溫飽。這是一筆不小的開支，蘇智良不得不動用自己的科研經費，這些年，他先後自掏腰包8萬元，如今生活費已經從100元漲到了200元。這些錢使得幸存者得以活命，蘇智良從內心敬重海內外提供援助款的人們。
“慰安婦”們大多生活在農村山區，每個月100塊錢只能保證她們最低的溫飽水平。令蘇智良印象最深的是，第一次到山西盂縣去，當他將兩年援助款2400元送到倖存者手中時，老人的眼窩裏充滿了熱淚，她摸着嶄新的人民幣顫抖地說：“俺這輩子也沒見過這麼多錢！”說着便不由自主地跪下來。“我流着淚扶起風燭殘年、骨瘦如柴的老人，感覺心在滴血。”這場景經常在蘇智良腦海中重現。
13年來，蘇智良走訪了100多箇中國受害者，找到了數以千計的中國慰安所原址，擁有幾百萬份資料。“我家書櫃最下面一層放着40多盤受害者口述的磁帶，一家人都不太輕易去開。每一盤都撕心裂肺、血淚交加。太沉重了，儘管出了好幾本有關慰安所、‘慰安婦’的書，但我看着它們，並沒有覺得有值得高興的地方。”蘇智良說，他所做的是還歷史一個真相，祈禱這種慘劇不再重演。
“也許在這些歷盡苦難的老人都過世以後，我會把這些磁帶公開或者放到資料館裏，但是目前沒有公開的打算，這些磁帶一旦公開，將會對老人們的生活造成極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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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智良近照 |
蘇智良：上海師範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常務副院長、博士生導師、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主任。主要著作有:《慰安婦研究》、《日軍性奴隸》、《中國毒品史》、《海上梟雄——黃金榮與上海社會》、《禁毒全書》、《日本歷史教科書評析》和《上海日軍慰安所實錄》等。 “慰安婦”制度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日本政府及其軍隊強迫各國婦女充當日軍性奴隸的制度。日軍在其佔領地區普遍地設立了被日本國家默認的合法的強姦中心——慰安所。這是日本政府和軍部直接策劃、各地日軍具體執行實施的有組織、有計劃的行爲。在這一制度的奴役下，40餘萬中國、朝鮮、東南亞和歐美各國的婦女慘遭日軍的蹂躪。強徵中國婦女爲日軍性奴隸。至少有20萬中國婦女先後被逼迫爲日軍的性奴隸，日軍慰安所遍及20多個省，中國是日本“慰安婦”制度的最大受害國。
日軍的慰安所最早於1932年1月設在上海，日軍實施的“慰安婦”制度長達14年。根據目前的調查成果，上海是日軍建立慰安所最早的城市，也是到目前爲止，我們所知的日軍慰安所最多的城市。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確認的上海日軍慰安所已超過150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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