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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較過去的決策環境和思路，我們應該對即將出臺的新醫改方案抱有很大的信心，因爲這是一部真正凝聚了很多部門、很多人智慧和心血的方案，它拋棄了過去的部門之間簡單的利益之爭、平衡了各方的矛盾訴求，也代表着更多民意，這是過去的決策所不具備的。”
任何一個決策方案在沒有現成完美模式的前提下，必定是一個集思廣益、廣泛問計和不斷修正的過程，尤其是關乎民生的醫改大問題。
而在上週衛生部的例行新聞發佈會上，針對醫改方案出臺時間表問題，衛生部新聞發言人毛羣安依然耐心地表示：“我國醫改方案將在明年出臺。衛生部作爲醫改方案制定的主要參與部門，在已經經過方方面面研討的醫改方案的框架內，還就一些具體的政策措施，繼續徵求各方的意見。同時，對一些徵求意見過程中提出的問題，涉及到修改的內容，衛生部也在做進一步的研討和完善。”
十年醫改廣泛問計
哈佛大學一位研究中國衛生問題的學者對衛生部的態度給予瞭如此評價：“中國衛生部此時的態度是嚴謹而富有耐性的，至少表明在醫改這個重大民生問題上，堅持在方案出臺的最後時刻還要兼聽來自各方的建議，廣泛問計。”
“這幾年來，醫改方案出臺時間表多次延遲，中國衛生主管部門揹負巨大的社會輿論壓力，其實也就是希望能努力獲取各個方面的建言，期待能爲中國老百姓拿出一套科學、可執行的完整方案出來，使醫改成果能真正施惠於民。”
這位哈佛學者同時還表示，根據他的研究和觀察，全世界很多國家也在醫療衛生問題上傷透腦筋，各種嘗試和改革同時伴隨着批評與質疑。但是到目前爲止，世界上還沒有哪一個國家能爲一部醫改方案如此長時間廣泛地去徵求意見和反覆修正。
“我在中國最基層的鄉間醫療衛生機構都能聽到他們對醫改問題侃侃而談，而且有些觀點非常中肯和專業，並不比專門做研究的專家提出來的遜色，而且據我瞭解，在中國政府公開向民間徵求醫改建議的時候，就有不少‘赤腳醫生’專門執筆寫下自己的親身經歷和由此產生的思考，熱情地向政府建言獻策，其參與態度的認真和積極讓人驚訝。”這位專家向《第一財經日報》表示。
在2005年7月28日，時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社會發展研究部副部長葛延風的“中國醫改基本不成功”的研究結論激起了前所未有的反應和爭論。
到2006年9月，在新醫改的呼聲中，由發改委、衛生部牽頭的14個部委組織的“醫改協調領導小組”成立，並在同年的10月份，正式在發改委的網站上公開向全社會徵集醫改的意見和建議。
“一時間，各種意見和建議源源不斷地從中國的四面八方匯聚到北京來，也成爲醫改方案制定者的重要參考依據，這一做法讓中國的社會民衆也有機會成爲醫改政策的決策者，是一次重大變革。”國際諮詢機構麥肯錫的一位人士也多次向記者表達了他的驚訝。
而實際上，10年前的1997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衛生改革與發展的決定》中明確“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醫療機構和藥品生產流通體制改革同步推進”的“三醫聯動”改革，伴隨着後續出臺的一系列配套政策，被認爲是“吹響了中國新醫改進程的號角”，在這期間，中國的地方性醫改實踐不斷在各地上演並引起廣泛關注。
這期間出現了以宿遷醫改、山東菏澤、河南新鄉等爲代表的公立醫院體制改革；以齊魯石化醫院爲代表的企業廠礦醫院改革也如火如荼；而在上個世紀末，民營醫療市場也開始興起並很快形成巨大的規模效應。
除了醫改的實踐之外，從1997年到2005年之間，中國的學者也在進行着一場持久的“政府主導與市場化”的爭論，同時新銳媒體也對這場爭論給予了廣泛的關注和報道，這也被認爲是中國學者第一次以一個非常高調的姿態將醫改方向的爭論由低調的學術論文之爭變成了公開的辯論，當然其中也不乏“口水戰”。
“計劃外”方案頻現
顯然，在2005年之前，對中國醫改問題的思考和爭論還僅僅停留在學者的研究或主管部門內部的爭論之上，並沒有形成一個廣泛問計的民意基礎，醫改領導協調小組成立之後，隨即又將關乎醫改方方面面的九大課題公開招標，並在2006年年底確定包括麥肯錫、世界衛生組織(WHO)和世界銀行以及中國著名的學府在內的6家獨立研究機構提供各自的備選方案，“計劃內”方案說法浮出水面。
當時的計劃是“要在2007年的4月份完成招標課題的研究論文，‘十七大’之前也即2007年的10月份將醫改方案的彙總內容上報國務院常務會議討論，形成初步的改革方案”。
與此同時，作爲計劃外的方案提供者，北師大、人大和清華的學者們也在暗暗進行着自己的方案制定，並同樣引起了大規模的討論和爭議。
首先是北師大的方案在6套計劃內方案上交之前正式面世，當時主要制定者之一的顧昕教授也開始廣泛接受媒體的採訪，表達了他們實現“全民醫保”的設想，同時也引發了關於“中國醫改要學誰”的四國模式之爭。
人大則專門成立了“中國人民大學衛生醫療體制改革與發展研究中心”，由長期從事醫療保險研究的王虎峯教授掛帥，從醫療保障制度的角度闡述醫改建言，並最終獲得醫改協調小組的認可而成爲“第八套”方案。
“第九套”方案主要制定者之一的清華大學劉遠立教授也不止一次地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從醫改課題招標開始，清華大學的學者就在利用和哈佛大學的合作資源，自己出資低調研製方案，擬定在“時機成熟的時候上交”。
而劉遠立教授作爲哈佛大學中國衛生項目的主管，是最早參與中國農村醫療衛生調查研究的學者之一，同時又有多年國際醫療衛生的研究經驗，其方案一出就引起了醫改領導小組的關注。“作爲中國的著名學府之一，醫改關乎民生，不可能沒有清華的聲音和共享。”劉遠立教授向《第一財經日報》表明這份計劃外方案產生的根本原因。
據透露，在“清華方案”將要上交之前，中國衛生部主管官員多次約請方案的主要制定者進行當面的交流和溝通，希望能從國際的經驗中找到合適的借鑑。
每一個方案都代表着一批學者的理想和改革精神，在醫改方案的產生過程中，從來都不乏學者的智慧，但是一直以來，在醫改中扮演關鍵角色的醫院和藥企對正在制定的新醫改方案几乎集體失聲，而當前方案參與者也沒有一個醫院、藥企的人。關鍵角色的失聲被稱爲是“怪現象”，也爲外界批評。
儘管此前有內部消息表明，世界衛生組織在被邀參與醫改方案制定以後，也曾向中國的醫院和醫師協會組織的專家請教，並通過他們對中國的醫療衛生和醫院發展等具體問題進行交流。但是這些組織本身並沒有任何公開的反應。
一直到2007年的9月，北京醫藥行業協會才組織了在京的10家大型醫藥企業人士參與研討，並就當前醫藥行業發展所面臨的困境問題公開向相關機構建言，希望能在新醫改方案中照顧到，並出臺政策改善當前經營困境的現狀。
對這件利益攸關的大事，醫院和醫生並沒有像經濟學家、政府部門甚至普通民衆那樣，各自尋求表達的渠道與機會，反而沉默異常。直到11月底，醫學專家、中國工程院院士秦伯益在廣東省醫學會90週年慶典上感慨“目前這麼多醫療改革方案中，沒有一部是出自於衛生系統內部”。而此時，醫改9套方案都已經經過多輪的討論和修改之後，由醫改協調領導小組上報國務院常務會議討論了。
形式與路徑之變
十年醫改實踐和學術爭論，新方案是千呼萬喚至今仍“猶抱琵琶半遮面”，但可以肯定的是，全新的醫改方案出籠絕不再是遙遠的夢了。
復旦大學一位衛生經濟學家指出，“悉數中國近20年來尤其是1997年以來的醫療改革之路，不難發現，公衆參與度的大幅增加，醫改方案形成的形式和路徑以及關注的熱點都發生了巨大的變革，有些甚至是具有里程碑意義的。”
這位經濟學家認爲，就形式而言，這兩年來，民衆對醫改的關注超越了以往任何一個時期，不僅僅是因爲當前集中反映在醫療上的“看病貴看病難”的現狀，而確實是民衆對切身利益關心的理念在改變。
過去，包括政府主管部門在內的幾乎所有階層的人都認爲研究和制定一個政策只是政府部門充其量還加上研究機構學者的事情，學者的爭論最多也是來自衛生部門內部，因此也忽略了更多來自底層的卻又是最真實的聲音。
經過多年的反思，如今這種情況發生巨大改變。隨着政府放開相關的建議建言之路，直接反映民意之門大開。而醫改作爲關乎民生的重大問題，也就從過去的民意轉變成政府的政治承諾，爲了實現這個承諾，政府主管機構廣開建言渠道，蒐集來自各方聲音，及時修正不符合客觀現實的具體表述，這一點也充分體現在黨的每一次重大會議的報告之中。
而在所有的方案之中所要表達的醫改路徑之爭尤其激烈。由於部門利益之間的博弈，在過去相當長一段時間內醫改方向主要存在“政府主導”與“市場化”方向之爭。當“市場化”佔優勢的時候一些帶有明顯市場化痕跡的改革措施被廣泛關注和支持，當“政府主導”佔優勢時，表現最明顯的則是市場化的現象被極度壓縮。
而近三年來，在新醫改方案的形成過程中，學者和官員則更多地將目光投向國外，美國模式、德國模式、英國模式甚至新加坡醫療體制改革模式也開始被廣泛關注和討論。很顯然無論是“三醫聯動”、“四樑八柱”還是“全民醫保”、“補需方”等路徑，“這些其實都將爲中國醫改方向提供重要的借鑑和學習，並最終形成符合我們自己的特色路徑。”衛生經濟學家蔡仁華教授認爲。
“相比較過去的決策環境和思路，我們應該對即將出臺的新醫改方案抱有很大的信心，因爲這是一部真正凝聚了很多部門、很多人智慧和心血的方案，它拋棄了過去的部門之間簡單的利益之爭、平衡了各方的矛盾訴求，也代表着更多民意，這是過去的決策所不具備的。”世衛組織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專家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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