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改革攻堅取得突破的5年——
農村綜合改革逐步深化,國有資產管理體制、國有企業和金融、財稅、投資、價格等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的改革取得重大進展,改革決策的科學性提高,改革措施的協調性增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進一步完善。
這是進一步擴大開放的5年——
我國從容應對經濟全球化和加入世貿組織後的挑戰,對外開放的廣度和深度大大提高,進一步推動經濟社會全面進步。在互利共贏中,開放型經濟邁入新階段。
梳理200次國務院常務會議的580多項議題,直接涉及改革開放的就有120多項。一次次會議,一項項措施,充分反映了黨中央、國務院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以科學發展觀爲指導,一以貫之推進改革開放的堅強決心,真實記錄了中華民族爲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奮鬥目標,在強國之路上大步前行的堅實足跡。
農村改革:走出“黃宗羲定律”的怪圈
“2006年全部取消農業稅,對俺們農民可是件大喜事。”說起農村這幾年的變化,黑龍江省綏化市55歲的種糧大戶張悅讚不絕口,“原來種地要交稅交費,現在不僅不交了,還給補貼,哪有這樣的好事?”
作爲新一輪農村改革的受益者和見證人,張悅說出了億萬農民的心聲。
從2000年起,我國在安徽省和其他部分地區進行農村稅費改革試點,又一場深刻的變革在廣大鄉村拉開序幕。
“必須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更多地關注農村,關心農民,支持農業”——着眼於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黨的十六大明確提出“全面繁榮農村經濟,加快城鎮化進程”這一重大任務,做出“繼續推進農村稅費改革,減輕農民負擔,保護農民利益”的具體部署。自2003年起,農村稅費改革試點逐步提速,向縱深挺進。
2003年3月19日,新一屆國務院第1次常務會議將農村稅費改革列爲當年七項重要任務之一。
2005年3月5日,溫家寶總理在十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上宣佈:2006年將在全國全部免徵農業稅。原定5年取消農業稅的目標,3年就可以實現。話音剛落,如潮的掌聲響徹人民大會堂大禮堂。
這歷史性的一幕,許多人至今記憶猶新。
從2003年改革試點在全國推開,到2004年全國降低農業稅稅率、取消菸葉之外的農業特產稅;從2005年全國28個省區市免徵農業稅,到2006年全國範圍內取消農業稅,億萬農民徹底告別了在中國歷史上延續2600多年的皇糧國稅。
在農村稅費改革繼續推進的同時,農村綜合改革全面跟進。
2003年3月6日,溫家寶總理在與十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湖北代表團代表一起審議政府工作報告時指出:歷史上每次稅費改革,由於當時社會政治環境的侷限性,農民負擔在下降一段時間後會漲到一個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走向了原先改革目的的反面。明清時期的思想家黃宗羲稱之爲“積累莫返之害”,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黃宗羲定律”。
爲鞏固和擴大農村稅費改革成果,走出“黃宗羲定律”的怪圈,黨中央、國務院從2005年起開始部署農村綜合改革試點工作,積極穩妥推進以鄉鎮機構、農村義務教育和縣鄉財政體制爲主要內容的綜合改革試點,並確定在“十一五”或更長一段時間內基本完成。爲此國務院多次召開常務會議研究部署,加快推進步伐。
目前,這項改革的試點工作已在北京、內蒙古、吉林等9個省區市和其他22個省份的部分縣市順利推進。通過改革,鄉鎮機構精簡了,農村義務教育投入有保障了,中央對縣鄉財政的支持力度更大了……
我國國土70%以上是山地,全國又有56%的人口生活在山區。旨在發展林業、富裕羣衆的集體林權制度改革也在深化推進。
2003年以來,福建、江西、遼寧、浙江等省率先實行了“明晰產權、減輕稅費、放活經營、規範流轉”爲主要內容的集體林權制度改革。截至今年7月,約5.25億畝林地承包權分到農民手中,佔全國集體林地的21%。林改地區出現了林地面積增加、林下經濟活躍、農民收入增加的喜人景象。
山定權,樹定根,人定心。集體林權制度改革的意義不亞於當年的土地承包責任制,是我國農村經營制度的又一次重大改革。
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2005年10月,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戰略任務,對農村的改革發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圍繞這一戰略任務,國務院多次召開常務會議,研究全面深化農村改革,爲紮實推進現代農業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提供體制性保障:積極穩妥推進鄉鎮機構改革,加快公共財政覆蓋農村的進程,推進農村金融體制改革和創新……這一項項政策措施和改革舉措,給農村發展注入了活力。
從局部試點到全面改革,從農村內部改革到城鄉一體化改革,從淺層次微調到根本性調整,5年來,農村改革步步推進、全面深化、效果彰顯。
地處大別山腹地的河南省信陽縣平橋區有60萬農民。推行農村稅費改革和農村綜合改革後,這裏出現了顯著變化:3200多名鄉鎮幹部精簡了近兩千人,農民人均純收入年增長13%以上。
“改革雖然艱難,但中央政策支持的力度很大,我們畢竟走過來了。”年終歲尾走進平橋,記者發現,許多幹部羣衆都有着同樣的感慨,“農村變化很大,農民種田的積極性增加了。但最大的變化還是幹羣關係好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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