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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2007年全年稅收收入的準確數字尚未正式公佈，但在前三季度全國稅收收入同比增收接近9000億元的基礎上，全年稅收收入增收超過1萬億元已無懸念。
中國稅收收入已連續多年保持快速增長態勢。2003年以來，全國稅收年收入接連突破了2萬億元、2.5萬億元、3萬億元、3.5萬億元大關，2006年達到3.7萬億元，今年將以5萬億元再創新高。
稅收收入是中國財政收入的最主要來源，佔財政收入的95%以上。隨着這一收入的快速增長，近年來，宏觀稅負從一個曲高和寡的學術研究課題，日益轉變爲公衆、媒體、專家熱議的普遍話題。
中國的宏觀稅負到底是高是低，哪些因素纔是衡量一國稅負高低的關鍵？
主管部門和公衆“看法不一”
宏觀稅負這一話題進入中國公衆的視野，源自美國財經雜誌《福布斯》公佈的稅負痛苦指數。根據《福布斯》2007年公佈的2006年度稅負痛苦指數，中國在60個國家和地區中位居第三，稅負痛苦指數是152。前兩名是法國和比利時，稅負痛苦指數分別是166.8和156.4。
宏觀稅負和稅負痛苦指數是兩個既有聯繫又有區別的概念。宏觀稅負指一個國家總體的稅負水平，一般通過一個國家一定時期政府所取得的稅收收入總量佔同期GDP的比重來反映。稅負痛苦指數是根據各國和地區的公司稅率、個人所得稅率、財富稅率、銷售稅率、增值稅率，以及僱主和僱員的社會保障繳費等進行計算，通過將這些主體稅種的最高邊際稅率直接加總得到。指數越高則納稅人的痛苦程度越高。稅負痛苦指數作爲一種計算稅負的方法，主要選取有代表性的稅種和稅率，說明稅收帶給納稅人的負擔程度。雖然它不是國際公認的客觀指標。但從一定程度上，它與宏觀稅負大致成正比。 >>>個稅起徵點擬提至2000元七成工薪族有望免於納稅
針對近年來中國稅負偏高的質疑，國家稅務總局認爲中國稅負在世界上仍處於較低水平，稅負痛苦指數不科學。所謂中國稅負水平位居全球第二或第三位的結論，是沒有正確依據的。根據國家稅務總局提供的數字，2003至2005年，我國不含社會保障繳費的宏觀稅負分別是14.74%，15.12%，15.65%，大大低於其他國家；含社會保障繳費的宏觀稅負分別是18.33%，18.73%，19.39%。而同期發達國家包含社會保障稅的宏觀稅負一般在30%～45%的區間裏，發展中國家一般在19%～35%的區間中。2006年，全國未扣減出口退稅的稅收收入爲37636億元，較上年增長21.9%，增收6770億元。據此計算，我國去年宏觀稅負爲18%，低於發展中國家3個百分點左右，比發達國家低約12個百分點。
但從公衆角度來看，多數工薪階層覺得自己所繳納稅款佔個人收入的比例過高，而真正應繳稅的富人卻納稅很少，不公平的稅負分配讓他們覺得自己稅負較重。
關鍵是“付出與得到”是否成比例
專家學者對此也從多個角度進行了闡述和研究，得出了不同結論。有的認爲中國的宏觀稅負比較高，有的認爲比較低。
那麼，中國的宏觀稅負到底是低了、高了，還是比較適當呢？分析這一問題，僅僅看一組宏觀稅負的數字是沒有多少意義的。就中國的情況而言，一定時期的真實宏觀稅負水平主要應從兩個方面分析。
納稅人的付出和回報是否成比例，這是關鍵。
公衆納稅的目的在於，通過讓渡一部分本屬於自己的利益換取政府提供的公共產品和服務。宏觀稅負的高低，主要是看納稅人讓渡的自身利益與所換取的公共產品和服務是否相稱。如果付出和回報是匹配的，納稅人就不會有稅負沉重的感覺。在我國，在政府職能方面存在較嚴重的缺位現象。財政收入被大量地用於行政開支和那些本應由市場力量發揮主要作用的競爭性和盈利性領域，對社會公共事業領域投入不足，如生態環境、勞動就業、社會保障、公共衛生等領域，導致政府提供的公共產品與社會經濟發展和公衆的需求存在比較大的距離。
統計顯示，在我國政府財政支出中，用於社會保障、教育、醫療等方面的支出是16.7%，不僅大大低於用於經濟建設的24%，甚至低於政府行政支出的17%。就公衆比較關心的教育和衛生來說，世界上大多數國家財政教育支出佔GDP的比重一般不低於4%，高的達到8%左右，我國2005年爲3.4%。財政衛生支出佔衛生總費用的比重，世界平均水平是61.8%，發達國家是73%，我國是40%左右。與此相反，中國的行政成本則居高不下。由於公共產品和服務提供不足，公衆難以從突飛猛進的GDP和稅收增長中獲得收益，從而出現工資收入增長緩慢，居民生存成本節節攀高，教育以及醫療費用不堪重負等情況。
應注意宏觀稅負的統計口徑。
宏觀稅負有小、中、大三個統計口徑。稅收收入佔GDP的比重被稱爲小口徑的宏觀稅負；財政收入佔GDP的比重被稱爲中口徑的宏觀稅負；政府收入佔GDP的比重被稱爲大口徑的宏觀稅負，政府收入包括財政收入、預算外收入和制度外收入。其中制度外收入指由各級政府採取各種非稅收入形式收取的沒有納入預算內外製度管理的各項財政收入，如制度外基金、制度外收費和制度外罰沒款等。在這三個指標中，大口徑的指標最爲真實、全面地反映了企業和個人的負擔水平。
中國和許多國家不同的一個特殊“國情”是政府有大量非稅收入。這些非稅收入項目構成複雜，有國務院批准的，有地方政府設立的，也有某些部門自己徵收的，很難準確計算中國到底有多少非稅收入。有學者預測，目前中國非稅收入規模在2萬億元以上。項目繁多、管理混亂的非稅收入，等於是在稅收之外，對企業和個人的另一道徵收。所以，政府給公衆造成的負擔，不應僅僅考慮稅收，還應包括企業和個人向政府所繳納的各種項目的費用。
提高居民收入的分配比重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國實際的宏觀稅負是比較高的。整個社會的財富就像一個蛋糕，政府切得多了，私人得到的就少了，最新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強調提高居民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某種程度上就是針對的這一問題。
從現實情況來看，老百姓的收入增長滯後於政府收入增長，當前中國消費的真正主力不是居民，而是政府和壟斷企業。稅收收入增速已連續10年高於GDP增速，國有壟斷企業的利潤大幅提升，而由於稅費過高，吸納就業人口最多的中小企業數量卻在縮減，導致城市化過程出現嚴重滯礙。目前中國商品在國際上有較強的競爭力，主要依靠低工資的廉價勞動力支撐，但這不可能長久延續下去，也不符合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和提高內需的戰略目標。
另外，理論和實踐已經證明，政府支出的效率要遠遠低於私人支出的效率。因此，在滿足政府職能所必需的資金外，財富的所有權和支配權應留在個人和非壟斷性企業手中。從長遠來看，這樣做有利於稅收的增長，因爲財富更多地留在個人和企業手中，刺激了他們的消費和生產積極性，從而擴大了稅基，在稅率不變的情況下，稅收收入將會增加。
實現藏富於民的具體措施有很多。以下是主要的兩點：
第一，調整稅收和非稅收入。以個人所得稅爲例，俄羅斯的個人所得稅率已改爲比例稅率，只有13%；2006年美國的個人所得稅的最高稅率降到了35%。我國除了應降低個人所得稅的最高稅率外，還應按照通貨膨脹率對扣除額進行調整。當前的扣除額是1600元。今年以來，我國價格總水平上升較快，8、9、10三個月居民消費價格漲幅均超過6%，生活成本大幅提高，扣除額卻不做任何調整。科學的做法是扣除額隨通貨膨脹率相應提高。同時，加緊研究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徵管制度。
對於政府非稅收入，應進行法制化、規範化管理。大部分名爲費實爲稅收收入，可納入稅收管理，小部分屬於費的項目，仍維持收費，納入預算管理。至於各種亂收費、亂集資、亂罰款，則應予以廢止。
第二，提高政府效率，建立服務型政府。目前政府效率較低，財政支出浪費和違規使用情況嚴重。應把更多財政資金投向公共服務領域，加大財政在教育、衛生、文化、就業再就業服務、社會保障、生態環境、公共基礎設施、社會治安等方面的投入，解決城鄉居民的共同需求，實質上也是減輕了宏觀稅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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