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五大醫患事件 醫患雙方信任成關鍵

　　在長達3個小時的僵持中，該男子一直對衆多醫生的苦苦勸告置之不理。爲了讓該男子簽署同意手術單，甚至醫院的許多病人及家屬都出來相勸，一名住院的病人當場表示：如果該男子簽字，則立即獎勵他1萬元錢。然而所有說服都毫無效果，醫院緊急調來已經下班的神經科主任，經過詢問，其精神毫無異常。

　　該醫院婦產科醫生在3個小時的急救過程中，一方面請110緊急調查該孕婦的戶籍，試圖聯繫上她其他家人；一方面上報了北京市衛生系統的各級領導，得到的指示爲：如果家屬不簽字，不得進行手術。在“違法”與“救死扶傷”的兩難中，醫院的幾名主治醫生不敢“違法”進行剖宮產手術。

　　當晚7時20分，22歲的孕婦因搶救無效死亡。該男子當場大放悲聲，不斷地指控醫生“是兇手”。

　　“拒籤致死悲劇”發生後，有關這名叫肖志軍的男子一直拒絕簽字的原因流傳着幾個版本：一是堅持認爲妻子李麗雲只是感冒，無需轉到婦產科；二是害怕剖腹影響二胎。事後，李麗雲父母否認肖志軍和李麗雲是夫妻關係，並打算起訴肖志軍和醫院。

　　記者點評：古語說，病者不可猜鄙，猜鄙則招禍；醫者不可不仁慈，不仁慈則招非。不信任使醫生將自己限於協議(如手術同意書)的文字，不期望成爲病人福利的維護者、諮詢者和保護者；不信任還導致該做的手術，醫生擔心有風險就不做了，或什麼檢查都做，以免病人投訴；不信任導致病人或家屬採取非法手段索賠，醫患關係惡化。

　　其實，“拒籤致死悲劇”何嘗不是互不信任的醫患關係催生的極端案例？

　　自從“拒籤致死悲劇”發生後，引起了醫學界、法律界和倫理學界的廣泛關注，各方圍繞醫療制度、生命權以及悲劇發生後的問責等問題展開了激烈討論。

　　有人爲肖志軍的愚昧麻木悲哀，有人爲醫療法規的不盡合理嘆惋，更有人爲醫院所謂的束手無策憤懣。見死不救喪醫德，是不少人對醫院方面的指責，而對此，“仁至義盡”的醫院似乎也滿腹委屈。

　　在所有糾葛之中，我們分明越來越感覺到，構建和諧醫患關係迫在眉睫。

　　12月19日，衛生部和國家中醫藥管理局聯合下發了《關於建立醫務人員醫德考評制度的指導意見》，提出要爲各級、各類醫療機構中的醫務人員建立醫德檔案，並進行年度考評，以促進醫德醫風的改善。

　　《指導意見》規定，醫師、護士及其他衛生專業人員都要參加考評，分爲自我評價、科室評價、單位評價等三個步驟，考評結果與醫務人員的晉職晉級、崗位聘用、績效工資等直接掛鉤。同一天，衛生部部長陳竺強調，要在衛生系統加強思想和職業道德教育，端正醫德醫風。

　　一石激起千層浪。《指導意見》發佈後，立刻引來衆多議論。其間，有讚許，醫療管理部門終於意識到了醫德建設的重要性和緊迫性，並開始着手解決問題了；有擔憂，醫德考評制度面臨淪爲新的形式主義的危險；也有批評，患者評價的缺位是考評制度的致命傷……

　　記者點評：對於“失去醫德，醫患關係將會怎樣”類似命題，答案不言而明。儘管如此，臨近歲末的這則消息卻引發了不少爭議。

　　儘管《指導意見》罰則並不具體，儘管準確鑑別醫務人員履行職責是否認真、服務態度是否惡劣有一定難度，但該《指導意見》的出臺無疑是件好事，如果能落到實處,對於醫德醫風的改善肯定會有所促進。

　　事實上，醫德考評所涉及的內容，大多在有關法律、法規和規章中早有規定。遺憾的是，長久以來，箇中一些細節常爲人所忽略。毋庸諱言，看病難、看病貴之所以成爲頑症，除與體制有關外，與醫務人員的醫德多少也有些關係。

　　我們希望，建立醫德檔案是改善醫德醫風的一個新的起點，而構建和諧醫患關係，讓患者在醫務人員那裏能夠得到真正的優質服務和人文關懷，還有很多的事情要做。

　　重建醫患信任

　　語冰

　　“你相信我嗎？”對於醫生這樣的問題，有多少患者會堅定地回答“我相信”呢？

　　目前，醫患之間存在的一個死結在於無法迅速進入溝通程序，瓶頸就在於不少患者像肖志軍一樣出於自己或者聽來的經驗，他們對醫生在不同程度上已經失去信任感。

　　以醫療事故的處理爲例，除了鑑定醫療事故本身的難度和複雜程度，因爲鑑定者要在執業經驗豐富的專業人士中抽選，患者和家屬擔心存在同行袒護，常常不願承認對醫院有利的鑑定結果——這是人們呼喚醫療糾紛第三方調解力量的一個重要原因。

　　“信任”缺失之後，大家都在期待，希望“法律”能給亂麻一團的醫患關係理出頭緒——這正是“拒籤致死悲劇”中在場醫生們猶豫不決的原因所在。

　　一項在醫學生中進行的調查顯示，未來的醫生們也對法律寄予了厚望。在“解決醫患糾紛的關鍵因素”和“遭遇醫患糾紛的應對措施”兩個問題下，醫學生們的選擇驚人的一致，絕大多數寄望於“制定相應的法律法規”和“尋求相關法律援助”。

　　當“醫者父母心”的道德訓誡所維繫的醫學倫理已經不能說服醫患雙方的時候，醫學生們更傾向於法律也許可以理解。雖然這種想法與上一代的想法並不一致。一項針對醫學生父母的調查結果表明，父母們對解決醫患糾紛更傾向於“加強醫患之間的溝通”而不是制定法律。也許父母們都有過這樣的心境：與其說是擔心醫生的水平不夠高，還不如說更多是擔心問而不答的冷淡臉色，或者不能得到期望中詳細、淺顯的解釋。

　　現在醫院院長們都在告誡醫生和護士，要注意患者的權利告知、知情同意，如果是治療過程中有變化，也要做到及時通知，取得諒解。這些內容本是醫患雙方的必要溝通，但現在聽起來卻有種警戒的意味。

　　儘管醫院程序上的告知比以往更加滴水不漏，但醫生可能會拒絕有風險的操作，或者根本就不說那些可能引起患者不快的話，而這種狀況使醫患雙方陷入了更加缺乏溝通的惡性循環。

　　醫學永遠不可能做到完美。92家三甲醫院“用茶水做尿常規化驗”的試驗，證明了用茶水做的化驗只有93.4%能驗出病理指針。

　　或許99%以上的成功率對一個醫生來說堪稱優異，但對1%療效不著的患者而言，足以引起不滿。頻繁發生而善後艱難的醫療糾紛，正衝擊着醫療秩序和醫患雙方的信心。《醫療事故處理條例》確立了“事故舉證責任倒置”原則後，從前醫學界常說“冒99%的風險去爭取1%的希望”的話，現在不大有人提起了。從醫院溢出的壓力正日漸變成社會心理，並傳遞到未來的醫生那裏。

　　醫患雙方的高度緊張和提防，不僅導致看病的過程令人身心俱疲，而且導致醫護人員不願意承擔高風險治療，儘管他們從醫學院畢業時曾宣誓過，爲救治病人要勇於承擔這些風險。

　　我們何時重新找回醫患之間的信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