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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外交本質：
時代變了，不能老講博弈，要講共贏
廣州日報記者：有人說，外交就是在國與國的博弈中間做工作，您怎麼看外交的本質？
吳：外交是處理國與國的關係，在戰爭與革命的時代，那完全是博弈，最後是靠戰爭，戰爭與革命的時代，要靠革命。
可今天時代變了，和平與發展是時代的主題，就不能說簡單地博弈了，因爲有共同的利益，外交官的智慧就是，雙方有共同利益，但是人們不一定認識到，他的利益就是，看到做這件事情，符合中國的利益，也符合對方的利益，所以他就用一種娓娓道來的語言，讓中方的決策者意識到，符合中國人的利益，再跟外方打交道，讓外方的決策者意識到符合對方的利益，願意做，他促成一下，就成了，這就會帶來巨大的利益。
所以我覺得老是講博弈，他忘記了時代的變化。像17大報告裏提出來：我們始終不渝，堅持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不要小看這幾句話，這開放戰略，互利共贏不只是尋求自己的利益，而且也考慮對方的利益。
所以我認爲，外交是內政的繼續，我們在搞現代化，我們最需要的是和平有利的國際環境，和平有利的國際環境如何建立，如何創造，那就是中國和外國的關係中，更多的找共同點，發展共同利益，另外一方面，如果出現分歧的時候，妥善的解決，這就是整個國際關係往前發展。
外交本質是隨着時代變化，隨着國家利益的變化而變化。
廣州日報記者：從外交的藝術和技巧的層面來看，外交的本質是否類似在做人際關係呢？
吳：當然，人際關係也並不是花言巧語，我覺得我們有時候把人際關係看的好像是在“忽悠”人家，忽悠人家也不能持久，世界上有傻子，但傻子不居多數，特別是搞外交的，全世界沒有把本民族的窩囊廢派來搞外交的，總是本民族的優秀人才，來搞外交。
所以我感覺是超越了人際關係，人際後面是國家，就是國家的利益，來推動國家利益，共同利益往前發展。
廣州日報記者：那您覺得如果作爲外交官要想做到這樣，做得很好，應該從哪些方面修養自己？
吳：我想一個外交官首先要忠於祖國；第二，他要有比較淵博的知識，就是要懂得中國政府的政策，懂得中國，懂得世界，不僅懂得政治層面，還要懂得經濟，文化，也就是懂得雙方；
第三，外文要比較好；第四，有比較強的交流能力，。
廣州日報記者：那是不是對一個人的內在的知識結構的要求比較高？
吳：對，要懂，當然在整個的交流能力，內涵，衣着打扮，人家看上去覺得不錯，別衣着打扮讓人家一看就很怪，人家看上去反感，包括手勢，有許多避諱。講話時眼睛要看着人家，這個不是所有的人都懂。
廣州日報記者：隨着我們國家國際地位的顯著提高，現在的外交思路是不是也有所不同？
吳：那當然有所不同，過去很多事情“不關我事我不管的”，聯合國投票三種形式，贊成、反對、棄權，中國到聯合國後，因爲很多事情不感興趣，不參加投票。
現在不同了，所有的熱點問題，中國都參與，推動他積極的解決，聯合國維和部隊，我1971年去聯合國的時候，我們認爲，不贊成，現在我們是聯合國5個常任理事國當中，派出維和人員最多的國家。
廣州日報記者：我們未來外交會向哪個方向走？
吳：我想，外交總的方向，促進世界和平的方向，中國和世界連在一起。我們構建和諧世界，記者問我什麼意思，我說我們中國人希望自己好也希望人家好，希望世界好，就是這個意思。和平發展世界的需要，中國需要世界需要，我們促進，有利和平的事情，比如我們積極參與朝核問題，推動和平進程，發展，中非合作論壇，推動中非合作。
包括中國跟一些大國的合作，很多數字都是驚人的。
談自己的外交生涯：
“不會交流？你完蛋了！”
廣州日報記者：您一直很強調交流，記得您在書裏講到一個例子，講我們國家的一些人包括官員，到外國去跟外國人交流的時候，經常用“天氣怎麼樣啊”這樣的套話。那麼您作爲外交官，如何看待交流能力的重要性？
吳：一個外交官，會交流和不會交流，差別極大，一個會交流的外交官，可以在他所在的國家很活躍，到處見到他的身影。
你會看到媒體上有關於他的報道，他對公衆發表演說、到學校去講話，出現什麼有關中國的問題，記者就來採訪他。他的活躍，可以讓世界更加感覺到中國的存在，外交官會交流很重要的。
我有一個好朋友，他當過葡萄牙的前任部長，他說：“你不會交流，‘完蛋了’，對公衆來講，不會交流你就沒有任何作用。”你說在家裏誰知道你啊，所以我想外交官會交流是必備的。
廣州日報記者：作爲外交官，您所說的會交流與普通人之間的交往，有什麼區別？
吳：外交官的行爲是國家行爲，他的任務是促進中國與外國之間加深瞭解，減少中國崛起過程中的阻力，促進中國同世界的合作。
交流的目的是，第一，瞭解中國現在的狀況；第二，大家很關心中國向何處去，那麼中國的方針是什麼，要能夠跟人家講清楚；第三，他要跟人家講清楚，必須要懂得對方，知己知彼。
我怎麼講人家聽得懂，怎麼講人家聽不懂，不僅是翻譯成外文的問題，因爲外國人和我們的思路不一樣，聽得懂的語言，還要是人家聽得懂的邏輯，聽得懂的事例來講。
還有一點是要誠，做外交官也是這樣，因爲你不誠懇就交不到朋友啊。
廣州日報記者：聽說您任法國大使期間，跟希拉剋總統夫婦的關係不錯，中法關係也相當融洽。那段經歷您是不是印象特別深刻？
吳：當然，我當了9年大使，從1994年到2003年，在法國幹了四年零8個月，這是我最後一任在外交一線工作。而且這個時期兩國的關係發展的勢頭很好，所以我在大使的位置上也能夠對這種發展的勢頭予以促進，溝通雙方領導人的一些想法，做了一些促進的工作。
廣州日報記者：我看到您在書裏講，如何去跟希拉剋夫婦接近，瞭解他們，這段經歷對您對外交的認識有沒有什麼促進或者改變？
吳：當然，人對問題的認識總是不斷深入的，1994年我出去當大使的第一任到荷蘭去當大使，一年下來，我總結了六個字，“調研、溝通、建議”。到了駐法國之後，我又加了兩個字：接待。因爲這是中國特色，咱們大批的人走出國門。我在巴黎期間，每年接待光副部級別的代表團20多起。我從來沒有把這個當成包袱，我正好去向國內介紹法國，而且這些出去的人一般都有一定身份，我可以從他們身上學到很多東西，我可以問很多問題。對外我可以總結出八個字，“調研、溝通、建議、接待”。
廣州日報記者：吳院長在您擔任國際展覽局主席的時期，中國人還很少在國際組織中擔任主官，在您看來，擔任這個主官對中國人是一種挑戰，還是可以借之做很多事情？
吳：是一種挑戰，當然這和能做很多事情是結合在一起的。國際展覽局1931年成立的，中國人沒有當過主席，亞洲人沒當過主席，發展中國家也沒當過主席，我就佔了許多的第一。
我給你舉一個例子，2005年3月23號，愛知縣世博會在日本舉行。我在講話中提出世博會到現在爲止還沒有在非洲國家舉行過，我說讓我們共同努力，把世博會帶到非洲，要塑造那裏的環境。摩洛哥後來就申辦了2012年世博會，雖然沒有成功，但是那是第一次，後來，很多人說只有你們中國人才會提出這樣的建議，替發展中國家着想。
廣州日報記者：我很好奇，您處理一個外交事件或者是突發事件的時候，信息如何收集，如何去思考，最後如何做出決定？
吳：一般遇到一個事情我不急於下結論，我聽，大家怎麼看，包括自己的下屬。然後這個過程慢慢形成自己的想法，跟人家去交流。
有的時候我發表演說，我講了看會場的反應，是在認真聽，是在交頭接耳，還是搖頭、點頭，有些話講得人家覺得很有道理，有些話還需要調整，外交工作是一個逐漸完善的過程。
我這個人特點不大容易滿足，生活有意思就在這裏，總是能追求做得更好。
吳建民小傳
1939年出生於重慶。1959年畢業於北京外國語學院法語系。
1961年到1965年，常駐布達佩斯世界民主青年聯盟總部，任代表翻譯。曾經在中國駐聯合國代表團(紐約)任二祕、參贊等職，任中國駐歐共體使團及比利時使館參贊。1991年到1994年任外交部新聞司司長、發言人。1994年到1998年，歷任中國駐荷蘭大使、駐日內瓦聯合國辦事處及瑞士其他國際組織代表。1998年到2003年，任中國駐法國大使。
現任外交學院院長、全國政協新聞發言人、外事委員會副主任、國際展覽局主席。
什麼是中美撞機事件？
2001年4月1日
美國1架軍用偵察機抵中國海南島東南海域上空活動，中方2架軍用飛機對其進行跟蹤監視。9時07分，當中方飛機在海南島東南104公里處正常飛行時，美機突然向中方飛機轉向，其機頭和左翼與中方1架飛機相碰，致使中方飛機墜毀。中方正在搜尋飛行員下落，我們對這名飛行員的狀況十分關心。美機未經中方允許，進入中國領空，並於9時33分降落在海南島陵水機場。
2001年4月11日
美國政府全權代表、美國駐華大使普理赫向中國外交部部長唐家璇遞交關於美國軍用偵察機撞毀中國軍用飛機事件的致歉信
外交部長唐家璇在接受美國政府向中國人民致歉信時指出，美方對此事件必須承擔全部責任，向中國人民作出交待，停止在中國沿海進行偵察活動，防止類似事件再次發生
外交部將就中美撞機事件舉行新聞發佈會，重申唐家璇外長要求，宣佈允許美國機組人員離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