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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來出臺的《工資條例》，與工資增長不必然互爲條件。”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工資司司長邱小平17日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表示，旨在解決一線職工工資偏低、工資增長緩慢、遭遇欠薪及支付機制的《工資條例》正在起草中，勞動和社會保障部作爲牽頭單位，與包括全國總工會、中國企聯等社團組織在內的十多個國家部委，聯合組建起立法小組，前期的立法調研已經完成，目前正在爲草案的成型緊鑼密鼓。
漲工資政府不搞“一言堂”
邱小平所在的工資司與政策法規司，同爲起草《工資條例》草案的核心業務部門，理解公衆對於《工資條例》的期待，但是，就大家認爲的“條例即出臺，工資可望漲”的說法，邱小平直言“大家的理解可能有偏差、不準確”。
“建立企業職工工資正常增長機制，單靠某一部法規很難奏效。”邱小平表示，在中國已基本確立的市場經濟體制下，勞動者和用人單位多數是通過勞動市場建立雙向勞動關係，企業對工資的分配多數通過市場完成，“中國不能再回到計劃體制下，企業職工工資的增長不能再由政府搞一刀切”。
文躍然是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教授，多年來，他一直關注工資問題。通過對相關數據的研究發現，過去20年，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主要是靠工資虧損，即建立在節約工資成本的基礎上，從1990年到2005年，中國勞動報酬佔GDP的比例下降了12個百分點。特別是今年以來，物價上漲幅度之大，給人直觀的感受是，即使工資在漲，收入並不見漲。
“中國過去11年間的工資總額，在GDP中所佔比重從17.28%下降到12.16%，在國民經濟中的份額減少了將近1/3。”文躍然說，這是很不正常的，以珠三角爲例，我們的生產率相當於美國的17%，但是工資水平只相當於美國的6.67%。
由於勞動力價值長期被低估，造成了利潤擠壓工資、低工資現象的普遍存在，發展到今年，網絡上不斷有人提出，在物價上漲的背景下，政府對漲工資問題不能無動於衷。
“其實我們一直在通過多種調控手段來增加職工的工資收入。”邱小平介紹，爲促進職工工資水平，勞動保障部門曾督促各地，要及時調整最低工資標準，並積極推行工資集體協商制度，但是，從目前反饋的信息來看，雙方在協商過程中，現有法律對各自的權責界定不夠明確，這次出臺的《工資條例》，重點要解決的問題，就是要形成工資協商共決制。
工資增長空間大
“工資多漲點，物價少漲點。”這句話時下成了很多人的口頭禪。
全球知名管理諮詢公司Hay(合益)集團剛剛發佈了中國的薪酬調查，預計在2008年，中國人基本工資將平均增長9.4%，CPI預計爲3.2%，所以，員工能享有的實際增長將達到6.4%。而受食品價格上漲影響，2007年前11個月，我國CPI平均上漲4.6%。其中11月份的CPI指數更是大漲6.9%，創下1996年來的最高點。
CPI漲了，工資漲不漲？
“如何調薪，CPI確實是應該考慮的因素。”邱小平說，有些企業多年不漲工資，有些地區雖然規定了最低工資，但是調節職工工資分配，最終還要靠建立職工工資正常增長機制，《工資條例》可望將這些問題納入法制軌道，屆時，很多企業可能因爲這些制度的宏觀調控，會“被迫”給員工加工資了，但是，具體到不同的企業，工資漲不漲、如何漲，還得因地制宜。在調研中邱小平發現，有些民營企業並沒有把CPI作爲調薪的參照因素，即使在CPI高漲的情況下，也沒有想到過加薪問題。這一現象讓專家深思，因爲在過去幾年，CPI增長雖然沒有這麼明顯，甚至在2002年CPI爲-0.8%時，不少企業卻依然爲員工上調薪資。
多年一貫的工資制度，使得中國的員工工資收入普遍偏低，有資料顯示，中國家庭擁有的人均財富大約爲人均GDP的1.7倍，遠低於美國的4倍和澳大利亞的3.7倍，也不如印度的2.4倍。
針對相對較低的工資支付點，文躍然預計，中國的總體工資水平在未來12年裏有較大的增長空間。一是GDP的繼續增長，二是工資在GDP中所佔比重的增長。根據他的測算，如果把工資總額佔GDP的比重從目前的40%左右，增加到歐洲的55%水平，到2020年，我們的工資總額還能提高3-4倍。這期間，只要人口增長速度趕不上工資總額的增長速度，人均工資就一定會增加。
職工議薪能力待提高
社會性低薪的結果是法不責衆，既然哪裏的東家都一個樣，勞動者在薪資面前的議價能力更加微弱。
正因爲如此，邱小平等參與草案起草的專家認爲，即將出臺的《工資條例》爲職工確立薪資議價的通道比單純地要求漲工資更重要。“實際起草過程中，我們注意到，既要賦予職工在薪資面前的說話路徑，還要考慮職工的說話能力。”
在這個條例之前，《勞動法》、《地方最低工資標準》等法律法規都對工資的良性增長有些許規範，但最終都沒有形成工資增長的良性機制。“關鍵是職工在這一問題上的缺失。”孫羣義結合剛剛出臺的新企業所得稅法說，按照新條例，企業所得稅稅率從原來的33%下降了十來個百分點，這一方面拓寬了企業的贏利空間，另一方面爲職工工資的正常增長也預留了空間。然而，根據《勞動合同法》實施前的各種異動來看，勞動者工資不會因此形成增長機制，“所以，良性工資增長機制的關鍵也離不開政府”。
專家的顧慮有自己的理由，因爲在此以前，廣東、江蘇、山東、上海、天津、昆明、包頭等十多個地區，先後出臺了地方性的《工資條例》，但是，在實施中，被保護的勞動者對工資仍然缺乏話語權和抗辯權，專家由此認爲，如果不從根本上解決這些問題，良性工資增長機制恐怕還得擱淺。
對地方立法的經驗教訓，邱小平表示“已經注意到了”，他坦言，這次由國家多部委聯合起草的《工資條例》，會借鑑某些地區的先進做法，但不會以某個地方版作爲藍本。而對外界所傳的《工資條例》的出臺時間，邱小平不置可否，但他解釋說，原先《勞動合同法》本來是三審通過，結果四審才完成，所以，同是涉及職工切身利益的一部法律，在超高的社會敏感和廣泛的社會參與中，其出臺時間“不好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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