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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國務院批准，1月15日，國家發展改革委公佈了《關於對部分重要商品及服務實行臨時價格干預措施的實施辦法》，在全國範圍內實行臨時價格管制和干預。
這顯示出政府對老百姓市場消費負責任的態度。
事實上，我國物價上漲並非全面的，前不久，國家物價部門在回答關於國內是否已經出現通貨膨脹的提問時，回答到：“2007年，電信等五個行業的資費在下降，可見現在還不能說我國已經出現通貨膨脹的情況。”那麼，電信資費的下降究竟在這次物價急速攀升的過程中充當了什麼樣的角色？2008年電信資費將如何演繹？針對此類問題，本報記者採訪了北京郵電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博士生導師吳洪教授。
電信資費下降在應對物價全面上漲中發揮重要作用
中國物價攀升不僅是國內民衆關注的一個重要問題，也是國際社會關注的一個焦點。在這次發改委公佈實行臨時價格干預後，國內一片叫好。而此前，1月9日，政府宣佈油、氣、電等近期均不得漲價時，世界似乎也都鬆了口氣，北京當天作出《價格違法行爲行政處罰規定》的決定，被西方主流媒體放在了突出的位置，“中國通貨膨脹”的說法也應聲降溫。“中國政府此舉對維護社會秩序尤其是奧運之年的社會穩定意義重大。”英國《金融時報》稱，在中國，通貨膨脹歷來與社會動盪相聯。
因此說，擁有一個穩定的經濟環境，不僅可以安撫民心，防止社會動盪，更是奧運年防止國外投資者失去信心的一個重要條件。而在維持經濟穩定的過程中，包括電信等幾大行業在內價格的不斷走低，顯然是除政府調控之外的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
“電信資費的下降是我國實現普遍服務的重大途徑，這些年新增的手機用戶、上網用戶中，農村用戶佔了越來越大的比例，他們收入低，使用通信主要爲解決生產、生活問題，資費的下降、通信手段的大衆化將幫助他們在市場上及時獲取信息，致富途徑增多了，就能在一定程度上緩解物價輪番上漲爲這部分低收入者帶來的壓力。”吳洪說到。
的確，比起眼前不斷攀升的豬肉和糧油的價格，我國的電信資費下降趨勢十分明顯。信息產業部的數據顯示，2005年我國電信業務平均資費水平比2001年下降了45%。2006年以來，北京、上海等高資費地區移動電話資費水平有了明顯下降，地區間的差距正在逐步縮小。2007年，通過實行移動電話雙向收費改單向收費，以及全面清理資費套餐等措施，我國電信資費總體水平比2006年又下降了13.6%。
電信行業作爲社會信息化的基礎行業，與人們日常生活緊密相關，電信資費的持續走低，顯然讓老百姓獲得了很大的實惠。
“這一次的物價上漲，主要是與老百姓衣食住行相關的食品、油脂、肉類、住房等價格的攀升，而現在的電信也是一個與百姓生活息息相關的日常用品，在物價大面積上漲的情況下，電信資費的下調，確實在一定程度上能夠起到安撫民心的作用。”吳洪說：“這是因爲，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的計算是分爲8大類的，交通與通信是其中的一類，在其他類別的價格上漲之時，通信資費下降，這直接對降低CPI指數做出了貢獻。”
2008年電信資費將繼續走低，電信市場結構將得到調整
那麼，既然電信資費在安撫民心、維護經濟環境的安定中起到了如此重要的作用，2008年電信資費走勢如何？電信資費繼續下調是否會引起行業的不安，特別是使固網運營商的困境加劇？
對此，吳洪告訴記者，電信資費的下降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促成：“一是市場競爭的結果，這是最主要的原因，很難想象獨家壟斷時資費會有現在的變化，競爭爲消費者帶來了選擇；二是通信技術進步導致了價格持續走低，特別是新業務不斷出新，成本也跟着下降，推進了資費的下調；三是政策主導的結果，自2005年起，基礎性業務資費實行價格上限管制，因此電信企業也不具備自行漲價的權限”。至於這次物價輪番上漲中電信資費爲什麼倖免於難，吳洪解釋說：“電信產品不以食品、石油、等爲原料，又沒有受到國家出口退稅等政策的影響，所以，與某些行業比起來，成本未受到這次物價上漲的影響，這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從以上幾個方面分析來看，吳洪認爲，既然以上幾個導致資費下降的因素在2008年都降繼續存在，那麼2008年電信資費就還將繼續走低。“當前，社會對物價、對資費很敏感，這個時期漲價，對企業、對消費者都不會起到好的作用。”至於有些人認爲，“資費下降到這種程度已經不能再降，特別是移動資費，移動要給固網喘息的機會。”吳洪認爲，這種觀念雖有一定的道理，但眼界太有侷限性，也不一定有利於整個電信市場的發展。
在她看來，調整市場結構纔是促進電信市場持續發展、解決固網困境的關鍵。這種結構調整，可以是重組、全業務經營、非對稱管制的調控手段等等，而不是人爲地依靠維持資費水平來阻止不可能阻止的移動替代固定的趨勢。
另外，吳洪認爲，資費體系的透明化也很重要，要讓老百姓明白消費，讓老百姓切實感受到資費下降帶來的實惠，否則，即使企業讓了利羣衆仍然會不滿意。
“一些資費爭議很大程度上是由於消費者對運營商的不信任，而這又來源於其對通信服務的不瞭解和不理解。因此，完善溝通是政府和企業共同需要努力的方向。對於政府來說，應完善資費監測、監督、信息發佈制度，企業也應當從長遠出發，開展誠信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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