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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法國雜誌《月刊》約我寫了一篇文章：《媒體獨裁》，將在五月號發表。我寫了4月7日這一天作爲一個在巴黎的中國人的感受：
4月7日是我巴黎十幾年來度過的最爲漫長的一天，也是最爲黑暗的一天。這一天，巴黎的天空散發着一股種族主義的陳腐氣味。作爲一箇中國人，我也屬於被奧運聖火所吞噬的人之一，當然是以人權的名義……
當我聽到記者無疆界組織的支持者們高喊“打倒中國”時，我的心碎了。對於我和千千萬萬中國人來說，代表着人類理想的法國，在這一刻，失去了光彩。我不由得想起了羅蘭夫人的名言：“自由啊，多少罪惡是以你的名義而犯下的……”
羅貝爾·梅納爾正在將記者無疆界組織改造成一種媒體無疆界獨裁組織，它在封殺一切與之不同的聲音。兩週以來，我一直在追蹤記者無疆界組織的梅納爾，想當面質問他，你是否譴責在“3·14”事件中無辜遇難的漢、藏難民，特別是那五位花季少女？爲什麼“自由世界”對此不置一詞？相反卻在沒有任何證據的情況下大肆使用“屠殺”、“血腥鎮壓”等詞？
羅貝爾·梅納爾成功地在自由的法國構築了一種精神恐怖，使得所有不同意他的人都不得不選擇了沉默……
文章發表後，很快，一位法國《解放報》的朋友給我發來了一封信。一方面他表示理解我的憤怒，另一方面他也認爲記者無疆界組織的很多做法確實“過分”。法國媒體、特別是他供職的《解放報》在聖火接力前後發表的文章，特別是4月7、8日所做的惡毒攻擊中國的頭版封面，他也是不贊成的。他也認爲這樣的封面已經使報刊成爲一種“宣傳”而不再是信息的傳遞者。據當時他告訴我，如果他在報社，肯定會反對這樣來攻擊中國的。他說，在法國國內政治報道中，報社發現越是採取一種激烈的立場，報紙的發行量就會越大。現在報社看來是將這種策略用到對國際新聞的報道上了。
儘管這樣，這位朋友卻對“沒有證據”一說很不以爲然，認爲我“故意”在“爲中國政府辯論”，因爲很簡單，這與西方流行的“僧侶和平示威、軍隊開槍鎮壓”的固定觀念是不符的！在這種時候，西方人就忘記了應該提供證據的恰恰是原告而非被告。這就是“政治正確性”在法國媒體和政界深入而廣泛的影響的一個最佳寫照。
一旦逾越“政治正確”的界限將會身敗名裂
西方的“政治正確”是一道看不見的火牆，是製造傳媒恐怖主義的“暴君”。它不僅規範着西方媒體自由的“度”和“界線”，而且規範着相當一部分人的思想，是雜合西方中心主義遺產和冷戰意識形態的敵意，是一種最爲可怕的僵化和禁錮。這種禁錮正在摧毀法國自文藝復興以來的自由精神，這也是法國曾經偉大的文化今天日益趨於單一和褪色的主要原因。它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部分解釋爲什麼法國和西方的媒體、政客這次在西藏和奧運問題上會擇邊而站，選擇不顧事實而強烈反對中國的原因之一。
“政治正確”起源於美國19世紀的一個司法概念，主要是指在司法語言中要“政治正確”，即“吻合司法規定”或“符合法律或憲法”。然而這一司法概念到了上個世紀80年代，卻逐漸演變成爲“與佔壓倒性優勢的輿論或習俗相吻合的語言”。也就是說，在日常生活談話中，凡不符合佔壓倒性優勢的輿論或習俗的話，就被視爲“政治不正確”。
大約也在這個時期，這個概念傳到了法國。很快，在政界和大衆傳媒界，這一概念便逐漸演變成一個政治概念，即在某些領域，存在着一道看不見、但卻不可逾越的紅線。這條紅線究竟在哪裏，哪些概念是“政治正確”的，哪些是“不正確的”，誰也說不清楚。但這條紅線卻成爲政治領域和思想領域的一道界線。一旦越界，將會身敗名裂。
舉例說明：21日巴黎市政府授予達賴以巴黎榮譽市民稱號，這對於中國人來說，明顯是一個性質嚴重之至的挑釁。就連法國國家電視二臺的新聞節目也意識到這一點。而且在市政府投票表決時，巴黎市府議員對此爭論非常激烈，反對者不明白爲什麼巴黎要如此擡高一名類似中世紀政教一體那樣的神權領袖。巴黎市政府負責文化事務的市長助理克利斯朵夫·傑拉爾就反對授予達賴“這個反動分子”以巴黎榮譽市民的稱號。
於是，二臺便播出了一則名爲尋求真相、實則爲達賴“正名”的報道，試圖說明達賴已經不再是奴隸主，而是個“民主派人士”。耐人尋味的是二臺節目主持人的一句話：“儘管這是‘政治不正確的’，但我們還是不得不追尋一下達賴喇嘛在過去和現在是什麼樣的一位領導人，他主張的是一種什麼樣的制度……”也就是說，達賴已經進入了政治正確的領域，他無論做什麼說什麼，都是———不僅僅是對的，根本就是不容懷疑的！連追尋一下他的過去和今天的政治主張，都是“政治不正確”的。
這篇報道對達賴流亡之前其治下的政治體制———僧侶神權加農奴制只是一筆帶過，卻大談今天達賴流亡“政府”如何“民主”；對達賴政教合一的神職身份與民主政治政制根本上的不相容卻隻字不提。因爲這是政治不正確的。相反，對同樣政教合一的伊朗霍梅尼、阿富汗塔利班等政權卻再三抨擊。這種對同一類事物出現兩種明顯不同的評價標準，均因“政治正確”在起隱性作用。以此可見，這種“政治正確主義”的無形禁錮是多麼的強大、駭人。
只要沾上“人權”，就是不容批評、不容置疑的
不僅僅達賴是“政治正確”的，而且所有的“人權鬥士”及其主張，也都是“政治正確”的範圍。因此，只要記者無疆界組織祭起“人權”、“民主”、“自由”的旗號，那麼不管其實際上販賣的是什麼內容，則都是無人敢反駁的。這幾天，由於中國公衆的強烈反對，中國民衆自發的愛國熱情高漲，團結一致支持政府，特別是法國華人爆發了針對法國政府和媒體的示威，法國方面感到了震驚，於是越來越多的人對4月7日在巴黎上演的阻撓奧運聖火一事公開表達自己的反感態度。如法國國會議員費雷德里克·勒費布弗爾就發表了一封致記者無疆界組織祕書長羅貝爾·梅納爾的公開信，強烈抨擊後者干擾奧運的做法。但勒費布弗爾卻與很多公開反對梅納爾的人一樣，並不敢公開指出梅納爾的做法根本就是一種種族主義的表現，相反卻總是要躲躲閃閃地說其“宗旨是高尚的、方法是錯誤的”。這也是一種“政治正確”的具體表現：只要沾上“人權”兩個字，那就是不容批評、不容置疑的。
法國電視三臺最著名的文化節目“今晚(或永遠也不)”主持人弗雷德裏克·塔戴伊在昨天以“基地組織”爲主題的節目中說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可以解說發生在法國的很多難以理解的事務。他說,在法國，“政治正確”意味着法國人不能研究他們的對手或敵人，因爲研究對手或敵人就已經在事實上給了對方以合法性。也就是說，研究“基地”組織本身，就使“基地”組織在公衆心目中有了存在的理由和地位……塔戴伊這番話也爲我們指出了爲什麼法國知識界對中國等他們心目中的“對手”或“潛在的敵人”是如此不瞭解的主要原因之一。每次與法國人辯論，都可以發現他們對中國的認知大致停留在三十年前的水平。不管中國在發生任何變化，對中國的批評永遠是一類的，甚至所用的詞彙、所舉的例子，三十年來也基本沒有變化。這都是因爲“政治正確主義”導致法國人無法正確地談論中國。甚至爲了表現得比別人更正確，有的媒體如《解放報》就不顧一切表現得對中國更“狠”、更出格。
新聞出版的客觀、公正只能讓位於“政治正確”
最近法國著名中國問題專家讓·呂克·多梅納克在中國生活了五年後出版了一本新書：《中國令我擔憂》。其實書中的內容大致還是相當客觀的，但書名卻是“政治正確”的：因爲在法國是不能說“中國正在進步”這樣的話的。當我詢問多梅納克爲何取這樣的書名時，他暗示我，事實上是出版社的主意！政治必須正確，儘管書的內容是另外一碼事。他們標榜的新聞出版的客觀、公正只能讓位於這一位“暴君”。
3月份以來接連發生在法國的一系列辱華事件，最終導致了國人的強烈反彈。現在法國人正在反思4月7日火炬接力在巴黎是否操縱過頭，已經突破了“政治正確”所能容忍的範疇。因此纔出現了法國總統薩科齊親筆致函金晶，代表法國致歉的一幕。然而實際上應該致歉的並非薩科齊，其實是巴黎市長德拉諾埃。正是此人與記者無疆界組織分演雙簧，導致了奧運火炬巴黎接力出現罕見滋擾、暴力搶奪。然而此君不但沒有收斂，相反變本加厲地操控市議會，通過了給予達賴以巴黎榮譽市民稱號的決議。這又是一種政治正確的行爲。這也再次證明，“政治正確主義”深刻地主導着法國政客們的思維和行爲。一位生活在法國多年的華人對我說：“對於這種行爲，中國人與之講理，是永遠講不通的。因爲像德拉諾埃這種‘政治正確’的政客，是不跟你講理的。他永遠跟隨‘政治正確’方向走的。除非……”他話沒有說完，但含意是明確的，除非此事深刻傷害中國人，中國遊客從此不來巴黎，中國外貿訂單消失……那時，只認實力的德拉諾埃纔有可能稍微尊重一點中國人。
“政治正確”這個詞從上個世紀90年代至今，已經成爲法國政治和輿論詞典中的一個不可迴避的名詞。它已經成爲法國優秀文化的“終極殺手”，成爲玷污巴黎先賢祠內如維克多·雨果那樣偉大靈魂的毒藥，它將導致一向崇尚思想自由的法國、法蘭西民族，逐漸演變成一個思想單一的國家和民族。這已經幾乎成爲難以逆轉、令人深爲悲哀的事實。(鄭若麟作者系《文匯報》駐巴黎記者原題：法國媒體何來對中國的深度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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