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葉公超自小就學畫蘭，稍長畫竹。十多歲時，曾在北京從湯滌學畫。他寫蘭頗得趙子固筆法，趙是宋末元初表現出最強烈的對異族不屈服氣節的畫家。對中國文人寫竹的歷史他更是了如指掌，他對文與可、梅道人、夏太常、文征明等都很有研究，認為宋元以來文人畫竹實為抒發胸中靈氣。他說凡是受外人壓迫而個人心情不願服從壓迫，就特別喜歡畫竹，所以竹子可以說是反抗壓迫的象征。
蘭、竹相隨了葉公超一生，他在教授生涯中也時有落筆。
葉公超筆下的空谷幽蘭、淋漓墨竹澆的更是胸中之塊壘。從松江路到『龍山拓園』，再到『水晶大廈』，他先後給自己的書房起名『友多聞齋』、『寒之友齋』、『影婆娑齋』等，讓人不禁遙想起當年水木清華的『竹影婆娑室』。
『怒而寫竹，喜而繪蘭』，他寫竹的時候遠多於繪蘭的時候，借以排遣心頭的痛苦與憤懣。他自己說得很清楚：
書畫不會得罪人，又無損於己，是最好的養性方法。當一個人拿畫筆的時候，世俗雜事都在九霄雲外，寵辱皆忘，更不知凡間有痛苦和煩惱。
1962年，他和高逸鴻、黃君璧、陳子和、姚夢谷等畫家組織『壬寅畫會』，共同切磋，時相雅集。
1966年，1977年，葉公超的書畫作品先後兩度在香港展出，一時轟動香江。可惜兩度他都未能躬逢其盛。香港畫界曾予以很高評價，黎心齋說：『寫竹至難，公超之蘭竹得梅道人、顧定之、夏昶風規。下筆時又果胸有成竹，故竹葉蘭香，清氣迫人眉宇。至其書法沈厚中有靜致，結體嚴謹中而靈活。』劉秉衡說：『葉氏所寫墨竹，挺秀出塵，有飄然灑落之致。』黎晉偉言：『公超之書畫，有纔人之筆，書卷之氣躍然紙上，其所寫書畫多寄意之作，重精神而不重形態，所謂「胸中有丘壑，紙上無俗塵」者是也。』王世昭說他的書法上溯王羲之，中及魯公，下至米顛、東坡。
他自幼臨摹褚遂良的字帖和魏碑，寫得一手好書法。在南京，他曾勉勵陸鏗，『要繼續好好寫，中國人特有的修養，也是門面之一。』
他筆下的蘭竹也是以書入畫，將褚的筆法帶入了畫裡。當別人向他討畫時，他常會說：『我的字也不錯呀。』寫好字，他自我欣賞：『還不錯吧，至少寫得很直，沒有歪。』
有人說他的書畫清新而不落俗套，有著濃郁的書卷氣，這一切和他瀟灑脫俗的生活態度有關，『他那自然自在、忘懷得失，不論在朝在野，無時無地，莫不如是，大有超然物外的逸趣』，屬於『典型的書生本色』。他從來不是政客，而是大時代中的一個知識分子，生當轉型、易代之際，在中西文化之間，進而出入國門，以他一流的『王者英語』與世界各國政要觥籌交錯，意氣風發。退而在野，則以傳統的中國書畫自娛，儼然是長衫飄飄的文人。
1966年，他應邀主編《二十世紀人文科學》的《藝術篇》，親自撰寫了《結語》和《六十年來之中國繪畫》，對藝術家的社會地位和生活環境、藝術批評的重要與獨立等提出了獨到的看法。他說，藝術是社會生活的一部分，可惜現在的社會不能培養藝術家，甚至提供有抱負的藝術家適當的工作環境。他認為，古人在書畫方面為什麼成就卓越，能千古流傳，主要原因是當時大半的藝術家有皇帝或貴族供養生活，能一心一意為藝術而藝術，問題是沒有獨立性。社會進入工業化之後，如果能把部分資金用來支持藝術，使藝術本身不用去敷衍官方或有錢人，那樣藝術纔能獨立。他說，『現在最迫切需要的，是獨立而嚴格的藝術批評。』認為過去老套的藝術批評全是捧人的。有的批評，非但不能幫助藝術家，反而壓制他們的創作力，這是不管用的。
他晚年時，書房中掛的是他指定何懷碩畫的：『斜陽外，寒鴉數點，流水繞孤村。』何懷碩深情地回憶：
尤其令人感動的公超老師把晚輩如我當朋友看待，使你在光風霽月中與天光雲影共徘徊，慢慢忘卻了由敬謹而生的拘束。老師是卿相猶是布衣，是飽經滄桑的老人猶是赤子。與他相識相知的人，永遠感受到他那元氣淋漓的生命熱力，使你化卑怯為勇氣，從悲觀迷惘中而生積極進取之心。而且，他使人自然領略到平等自由的人格尊嚴，因為，在他心目中，王侯與寒士無所軒輊。
四
葉公超年輕時就喜歡打獵，到老仍盼望到非洲叢林中施展身手。在南京，在杭州，在美國、西班牙、蘇格蘭等地狩獵，曾有不少斬獲。到臺灣後，他也獵到過野豬、野鴨。1968年舊部陸閏成到臺灣看望葉公超，回想起1954年，他和美國『大使』藍欽等結伴到花蓮、宜蘭圍獵山豬，在關渡淡水河打水鴨，在第幾兵工廠射擊場作長槍手、中美友誼賽的豪情逸興，感慨不已。他與白崇禧、孫立人等都是獵友。他雖然喜歡狩獵，卻志
不在『得』，見到乖巧的野鴨涉水而過，他往往狠不下心扣扳機。
他閑而狩獵，卻講獵品。60年代時他說：『對打獵的人說，獵品是頂重要的，比如行獵時，不可以射殺雌的、幼的。就像孟子所說的「數罟不入池」，意思是說，在充滿殺機中，也須存一份忠厚的好生念頭。』
他感而賦詩，他的詩寄托遙深，所謂『詩言志』也，其中以題竹的居多。『未出土時先有節，到凌雲處總無心』、『飽經風霜節愈堅』等都可看做是他自道生平。『蒲風吹繞紫葡藤，飄落紅塵歲幾更，不辱人間煙火物，俗緣容易佐長生。』這是他題『紫茄圖』。『廣寒宮裡覓仙蹤，不染胭脂見玉容，微步凌波聞鼓瑟，一番萍水一相逢。』是他題水仙。
『但得托根清淨土，天寒勿寫最高枝。』『靈齋夜坐寒之友，隱隱西風動至情。』『枝枝葉葉見幽情，辜負春光碧玉生，卷起湘簾吹夢境，夜來風雨變秋聲。』『江風翠竹湘妃瑟，谷月幽蘭楚客詩。』『無限清懷紙上生，竹竿抱節石藏貞，故家喬木今何在，夢裡縱橫見落英。』這些都是他的題竹詩。
他所畫的雪竹尤其『不勝故國山河之感』，他題雪竹也每多好詩，如『研碎冰花圖雪竹，世情淡薄此心寒』；『歷劫不撓君子節，畫中自有歲寒姿』等。
1962年秋天，他游野柳歸途，想起十年前簽訂《對日和約》時，同事郭則生曾步當年李鴻章簽訂《馬關條約》詩原韻，寄詩一首給他。前塵如夢，往事如煙，他感慨萬千，忽有所感，即以原韻寫下了這首詩：
黃帽西風白馬鞍，登臨卻笑步為難。
歸林倦鳥知安穩，照眼斜陽未覺殘。
欲借丹霞彌往轍，不因險亂心壇。
青山翠竹凌霄節，樂與游人夾道看。
日本人想以高價買一幅他手書的這首詩真跡，他堅決拒絕了。
1969年7月21日，人類登月成功，舉世慶祝，他卻認為科學破壞了『碧海青天夜夜心』的詩情，作七絕一首表示異議：
登月人歸佳話多，何曾月裡見嫦娥。
舉頭望月明如舊，對月無言且放歌。
『故國烽煙隔海看』，故國山河也常在他的夢裡，阮毅成回憶杭州舊事的《三句不離本『杭』》出版後，送他一本，他連夜讀完，並賦詩一首：
毅成兄以其所著寄贈，一夕讀盡，益增異地悵望鄉邦之思。
一篇說盡臨安事，山外青山樓外樓。
展卷淒然懷故跡，年年望斷是神州。
他早年在美國、英國親聆現代詩人佛洛斯特、艾略特等的教誨，早在愛默斯就出版過英文詩集，在詩歌方面有著非凡的造詣，可是回國之後，他幾乎不再寫詩。晚年他寫的都是舊詩。但在中國新詩史上，他卻佔有重要的地位，不是以詩，而是以他的詩論。
1973年11月11日到17日，『第二屆世界詩人大會』在臺灣舉行，主題是『弘揚詩教，促進大同。』大會專門安排了4次全體會議，每次討論一個題目，其中11月13日下午由葉公超主講『詩與畫』。他說這個題目不如叫『詩在畫中的地位』更為恰當。中國詩和西方詩起源的時間差不多，雖然中國沒有像《荷馬史詩》那樣的長篇史詩，但《詩經》的文學價值和地位也是相當高的。他說山水畫是中國畫的骨乾。大約11世紀，大部分的中國畫中都有詩味表達的特點，一幅畫可能表達的是一個風景，也可能是一首詩。在畫上題詩成為必要的一步。這是詩與畫的第一層關系。畫家可能把前人的一首詩配在自己的畫中，用來襯托自己的觀念或意境，這是第二層。古人講究詩、書、畫三絕，任何好的畫幾乎都是如此。他感慨現代的畫家有很多不是詩人了。
1974年6月23日『詩人節』前夕，『第一屆中國現代詩獎』舉行頒獎典禮，主持人餘光中請葉公超為頒獎人。多年以後，當時去接他的青年詩人洛夫還記得，那一天細雨霏霏，通往天母的途中一片泥濘，山回路轉，山腰上，一片青翠之中，『龍山拓園』在望。葉公超出來開鐵柵門時，身後跟著兩條如狼似虎的大丹狗，他的住處院子很大，花木茂盛，卻疏於整理，階前落葉遍地，有些荒涼意味。
那天葉公超在致辭中，從白話詩談到現代詩，從徐志摩談到艾略特，中外詩壇掌故，如數家珍。他的音調緩慢而蒼勁，娓娓道來別具韻味。他說：『詩人之所以寫詩，是因為內心有一種衝動的情感要表現，這種情感，一種是個人的，一種是社會的，有感之後纔有所發。』他堅持『詩的語言必須有節奏性』，他認為『詩的語言不是直截了當的，詩的語言包括視覺的意義，感覺的意義和聽覺的意義。』
他沒有准備講稿，沒有什麼客套話，一口純正的北京話，不帶一個英語單詞，頗像老友西窗剪燭，煮酒敘舊，引人入勝。洛夫送他回家的路上，他問起詩壇現狀、喜不喜歡徐志摩，讀些什麼書、有沒有出版詩集等。
第二天，洛夫寄了一本詩集、一本評論集給他。半個月後他回信：
洛夫吾兄：
天母郵遞較慢，你的詩集《無岸之河》和評論集《詩人之鏡》昨天纔收到，多謝你。《創世紀》還未到。
前幾天你雨中陪我回家，又告訴了我許多關於新詩的近況，都是我不知道的，好像上了一課，更多謝你。
祝你好。
弟葉公超7月9日
五
1961年年底，葉公超請剛從日本來的新聞界老友樂恕人敘舊吃飯，提出了有趣的三條件：一、不上館子，在家裡便飯；二、沒有大魚大肉，只有家常小菜；三、午後二時起，要睡午覺，恕不奉陪。那時，他住在一間獨立門戶的舊房子裡，客廳、餐廳、臥室全在二樓，有男女僕人各一。樂恕人請他談談人生進入中老年後，對於處世養生的道理。他邊吃邊談：
現在這種局面下，人到中年以後，是非恩怨特別多，談到處世養生，我覺得有幾項事值得注意。
第一，最基本的，要對自己的生理情況充分了解，不妨把生理衛生這類書籍，重溫一遍。明白了身體各部的機能，你纔會知道在日常生活中，哪些事該做，哪些不該做。哪些東西可以吃，哪些不可以吃。哪些地方可以去，哪些不可以去。這是最基本的，沒有健康，一切免談。
第二，要有聽而不輕信的辨別力，這就是避免甚至除掉是非恩怨的關鍵。
第三，一個人要有兩類好朋友，一類是可以談肺腑之言的，一類是可以對生活有實際幫助的。自然，二者兼而有之，那最好不過，可是又非常不容易。
第四，有一個宗教信仰，對人生比較有益。他說自己現在是不進教堂的老基督教徒，十幾歲就教於聖經班，可是到現在對任何正派的宗教都不反對。信仰宗教有兩個好的影響，一是給人一點悔過、安慰和寄托。再則是勸勉人們為善，做好事。
70歲生日時，他說人老之後有『三怕』：一怕病；二怕不能吸收新思想；三怕失去青年朋友。針對『三怕』，他許下『三願』：一、要保持自己身體的健康；二、要不停地吸收新思想、新觀念，使自己的知識日久常新，不致跟時代脫節，並不致被目為落伍；三、要結交新朋友，尤其要結交年輕朋友，使自己生活在青年中，永遠保持青春活力和情趣，並進而使自己心理更新。
為此，他每天都要鍛煉身體，從事適合老年人的運動。每天都要瀏覽中外新書，以增長見聞。對青年朋友，他更是熱愛有加。雖然他不願回想過去的輝煌，但他偶爾也會和他們興衝衝地談起當年的政治外交，以及對時事的看法。青年作家阮文達在《春秋雜志》寫『阮氏春秋』，他很喜歡，主動送作者一幅字、一幅畫。幾年後，阮的《隨緣隨筆》出版，寄贈他一冊，他馬上回了信。可是他晚年記憶力大減，過了七八個月，他以為還沒有復信，所以又寫了一封信：
文達先生：你去年五月送我的《隨緣隨筆》，我於收到後，因一時忙於搬家，最近又在枕邊發現，纔想起還沒有多謝你，盼你原諒。你也許不知道，我也是經常以你的專欄為調劑生活的讀者之一，而感覺愉快者。多謝你的書，以後還希望不會忘記再送給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