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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些汶川大地震受災群眾在面對突如其來的巨大災難後表現出的反應。
而一群經歷了32年前唐山大地震的志願者們,正『帶著感情』用他們的經歷和感受來撫慰受災群眾的悲愴欲絕。
『我是唐山來的』自打學校畢業後王安就再也沒寫過日記了,但這陣子,他每天晚上都習慣在筆記本上記下帳篷裡外的每一次感觸,哪怕只是幾個關鍵字。
王安只是唐山工人醫院的一名普通員工。深藍色的長袖,外邊又套上了一件跳眼的紅色志願者背心褂,『在醫院做木匠活的。』他自謔道,『這個時候,唐山人的話特別具有感染力,雖然在單位,人家都覺得我是個不怎麼說話的人』。
雖然用他自己的話說只是一個普普通通的工人,但是他能令災區的人民更覺得親切,因為他正是當年唐山地震中父母雙亡的遺留孤兒。
汶川地震發生後,32年前有著最深切體會的唐山人便立即決定『帶著感情前來救災』。地震後的第三天,王安就隨著第一批唐山赴四川抗震救災志願者先遣專家心理醫療隊到了綿陽,並隨同唐山救援隊一起在重災區上上下下。
目前,汶川地震已經奪去了6萬多人的生命,而對於不少幸存者而言,這將會是一生難以愈合的傷痕。因此在此次地震發生後,國內的許多心理學家都紛紛提出要及時對災後幸存者進行及時的乾預。
『好幾位喪夫的婦女都對生活失去了希望,經常念叨想死,我就經常去聽她們說說心底真實的想法,讓她們盡情宣泄出來。』這段時間來,王安接觸過太多沒有繼續生活下去的意志的人了。『我知道這些間接受害者的有些想法還只是暫時性的,可以及時進行疏導,這樣讓她們覺得自己獲得理解,尤其是得到有過相同遭遇的唐山人的關注,痛苦就宣泄得更加徹底了。』
唐山地震發生的時候,王安只有4歲。在不知道過了多少時間之後從廢墟中被救出時,爸爸媽媽沒了,家沒了,房子也沒了,天真無邪的王安記憶裡便有了『驚呆』這個詞的第一次印象。『到現在我都記得那種場景,那也是我人生裡的第一幕回憶場景。』王安輕輕地說道,自己隨後便跟400多名孤兒被送到了石家莊育紅學校。
很顯然,此次地震損害最嚴重的當屬學校。雖然到目前尚未統計出死者中學生所佔的具體比重,但預計數目將不低。而眼睜睜看著昔日聲音清亮的同學一下子不見了,在幸免於難的學生中的心理陰影可以想象。
在進行心理乾預時,王安就碰到過一個神情總是那麼嚴肅的小孩,總喜歡站在教室牆外,不願跟人說話,拒絕說出心裡的體驗與感受。
當王安問他是不是家裡人都沒了的時候,小孩搖搖頭;再次問他現在有了新學校可以繼續上學了高興不高興的時候,小孩點點頭。『高興了為什麼還不樂呢?』王安拉著小孩的手輕輕地問,但他沒有得到答案。
直到當天心理乾預結束,王安依舊沒有讓這個小孩說出話來。『這些孩子的心理現在都是處於極度脆弱的狀態,雖然有些小孩並沒有悲慘到雙親雙亡,但是眼前驟然改變的一切讓他們不能適從、不能放松,我們需要時間,我們要慢慢跟這些孩子建立信任。』
雖然並不具備精湛的專業知識,但是王安一樣能撫慰災區人民的悲愴欲絕,並把堅強的意志和必勝的信念帶過去。『我們都是帶著自己對地震的感受跟他們交流,我們的這種經歷是他們專業人士培養不出來的。』王安稱。
災後心理乾預駐紮在成都的唐山市委副秘書長魯穎目前所掌握的數據顯示,截至5月25日,唐山心理諮詢專家已經進行個體乾預治療166人,開展集體疏導138場,計6000多人。
地震發生後,唐山市就在第一時間成立了抗震救災指揮部,並由魯穎擔任德陽救援隊隊長。魯穎表示,對汶川地震,唐山人感同身受,專業和非專業的支援者都在絡繹不絕地往前線來。他表示,大家都是帶著感恩的心,並想把唐山當年抗震救災的經驗帶到這裡。
在早期一份《唐山專家心理諮詢服務隊報唐山市委情況》的材料中指出,從唐山抗震經驗看,由於當時注重的只是搶救人,而忽視了對傷員、受災群眾以及搶救隊伍的心理疏導,造成了震後相當一部分人長久的心理障礙或心理疾病。而現在四川震後群眾心理刺激已經開始表現:行為木訥、不說話、只流淚、反應遲滯;出現易疲倦、發抖或抽筋、呼吸困難、記憶力減退、心跳突然加快等身體癥狀,出現易怒、過度警覺等情緒。
專家服務隊開出的藥方是,提供國家關懷、政府高效救援、全國上下支持等積極信息,宣傳各種科學知識;對傷員由於心理恐懼出現突然大叫和抽搐等情況,采取耐心傾聽穩定情緒輔以藥物治療;『一對一』心理疏導,對家長情緒不穩定情況,單獨交流溝通。
唐山心理乾預專家團隊中的唐山師范學院心理學教授董惠娟博士當年也有過同樣刻骨銘心經歷。董惠娟指出,有形的物質破壞還是可以計算的,但是無形的心理創傷卻難以撫平。
『災後心理乾預往往需要在第一時間出現在現場,如果我們現在及時介入,就可以避免災後人們患上創傷性心理疾病,以免導致當年唐山地震後出現的很多後遺癥。』董惠娟表示,尤其是現在很多救援官兵,更沒見過那麼多遇難者的遺體,如果不盡快進行疏導、治療,對他們的傷害不會比受災的人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