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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
6月4日
中共中央作出關於青年工作的決議,糾正青救會自一九三九年以來產生的青年主義偏向。決議指出,青年運動應該有組織上的獨立性,但必須在黨的統一領導下進行活動。同時指出,必須把完成一般任務(抗日、民主、生產等)與青年特殊任務(教育、學習、婚姻、娛樂、改善生活等)兩者明確結合,不可偏廢。在青年工作中要注意引導青年發揮積極作用,而不能使他們和成老年相對立。之後,青年主義偏向就逐步改正。
9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關於中央青委組織問題的決定,決定中央青委由凱豐、馮文彬、宋一平、蔣南翔、高朗山五同志組成。凱豐同志為書記,馮文彬同志為副書記。
1941年日寇向根據地頻繁進行『蠶食』、『掃蕩』和『清鄉』,實行殘酷的『三光』政策;又加上當時華北各地發生嚴重天災,因此使根據地面臨極端困難局面。在黨的領導下,廣大青年積極參加了鞏固根據地的斗爭和工作,在武裝斗爭、減租減息、大生產運動以及文化建設和政權建設中,都做了出色的成績。
1942年
下半年黨在重慶、成都等地的青年工人,職業青年和青年學生中,建立了一種進步青年的秘密組織,領導稱之為『據點』。它的特點是沒有固定的組織綱領和組織系統,規模小,不發生橫的關系,也不能轉移關系。在當時惡劣環境下,它便於蔭蔽,有利於保存和積蓄力量。
1944年
9月中國共產黨和其它民主黨派在『國民參政會』上提出廢除國民黨一黨專政、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主張,進一步激發和鼓舞了青年對國民黨的憤怒和反抗,不斷掀起反對國民黨獨裁專政的浪潮。
10月7日成都五大學七個學術團體聯合召開『國是座談會』,參加會議的兩千多人,大會宣傳了黨的主張,高呼『結束一黨專政,組織聯合政府』的口號。這是1940年以來成都第一次公開舉行的大型集會,影響到國民黨統治的西南地區。周恩來同志曾肯定了這次座談會的意義。
10月在『據點』的基礎上,成都建立了中國青年民主抗日協會(簡稱『民協』)。『民協』初成立時,主要是在一些地下黨員的領導下開展活動,後來和成都地下黨組織正式建立了關系。在黨的領導下,『民協』在組織成都青年群眾開展斗爭中起了重要作用。
10月14日
蔣介石發動『十萬知識青年從軍』運動,誘騙學生為其效勞。
10月31日
成都市偽警察數百人包圍市立中學,打傷學生三十餘人,逮捕四十多人,造成『市中血案』。為聲援市中學生,11月11日成都召開了一萬餘人的群眾大會,揭露國民黨歐打學生暴行,並舉行示威、請願。
12月
在延安青年紀念一二九運動大會上,劉少奇同志作了題為《和廣大工農兵相結合》的重要講話,向青年提出了奪取坑戰後勝利的正確道路。他說:『一二九時代青年學生,已經提出了一條道路--到鄉村去,到革命的武裝部隊中去,和人民特別是和農民結合起來,在共產領導之下,建立革命根據地和進行抗日戰爭。這是一切革命青年學生在民族危機中爭取民族解放的正確道路。』
冬
在黨的領導下,昆明建立和秘密先進青年組織--民主青年同盟(簡稱『民青』)。『民青』的主要成份是學生。它有宗旨是『在中國實現新民主義』,『受最先進政黨的領導,同民主力量合作』。抗戰勝利後,特別是解放戰爭中『民青』積極參加反美反蔣運動。建國以後,『民青』的盟員大部分轉入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
1945年
3月國民黨特務打互重慶電力公司工人胡世合,重慶工人、學生和職業青年一成餘人舉行公祭和出喪游行。抗議國民黨特務暴行。在群眾壓力下,國民黨被迫槍決了凶手。
11月25日雲南昆明學生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針對美蔣反動派發動內戰的罪惡活動,掀起了反內戰、爭民主的學生運動。25日晚上,西南聯合大學、雲南大學、中法大學及英語專科學校等學生自治會舉辦了反內戰的時事晚會。國民黨派出特務和大批軍警包圍了會場,向大會亂放小鋼炮、機關槍。學生和進步教授鎮靜開完晚會,並通過了反內戰宣言,挫敗了國民黨反動派的搗亂。反動派無恥行徑引起學生憤慨,第二天開始了總罷課。
12月1日國民黨反動派對昆明的愛國學生運動進行殘酷鎮壓。他們派出特務及軍警數百人,有計劃地攻打西南聯大等地。打死潘琰、李魯連、張華昌、於再等四人,打傷六十餘人,釀成『一二一』慘案。慘案發生後,全國震動。上海、重慶等十餘大中城市的學生及各界人士紛紛舉行聲援示威和罷課,抗議反動當局的血腥屠殺。
12月7日延安《解放日報》發表社論聲援昆明學生的斗爭,延安及晉察冀、山東、晉綏邊區的廣大軍民熱烈支援昆明學生。
12月9日周恩來同志在延安青年紀念一二九運動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高度評價一二一運動,指出:『我們處在新的一二九時期,昆明慘案就是新的一二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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