業內專家表示,從此次對話目前傳出的消息來看,第四次中美戰略經濟對話與前三次有著明顯的不同。在這次會議上,美元貶值問題替代人民幣昇值問題成為中方指責美方的把柄；其次,美方首次正式提出中方價格管制的問題。

　　在此次對話開始之前,中方依然送給美方一個大禮包,但是,這個禮包比以往任何一次都大———價值136億美元。分析人士表示,中方希望這個超級禮包能夠減少人民幣昇值壓力,大大加強我們在對話中的話語權。

　　人民幣匯率的問題仍然是不可逃避的一個焦點。但是,與以往不同的是,在保爾森指責人民幣匯率的同時,作為中國人民銀行行長的周小川也踢出了臨門一腳,開始有力的回應:美元貶值纔是人民幣被迫不斷昇值的罪魁禍首。

　　業內人士表示,這是一次話語權的悄然移交,是該我們理直氣壯地要求美國在匯率問題上承擔責任的時候了。

　　保爾森在此前表示,雖然中國政府已經取得了一些進展,包括自2005年7月以來人民幣兌美元已累計昇值近20%,但人民幣仍需進一步昇值,人民幣匯率彈性仍需增強。

　　而周小川17日對此問題的回應是,美元貶值造成包括原油在內的基本商品價格上漲,進而推動中國通貨膨脹,而這樣的情況『許多發展中國家都感受到』。

　　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陳寶森在接受采訪時表示:『我們應該使美方理解美國如不改變這種政策,對於自己抑制通脹和維護美元的國際儲備貨幣地位是極為不利的。』

　　周小川則指出,美元疲軟推高了原油和其他大宗商品價格,引發通脹並對發展中國家造成了損害。他在『管理金融和宏觀經濟周期』的分論壇上說,『飛漲的大宗商品價格對中國人民幣匯率造成了過度的壓力,並導致中國通脹上昇。許多發展中國家已經感受到了這種刺痛。』

　　商務部研究院研究員梅新育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美元大幅度貶值在世界經濟中造成的混亂已經有目共睹:初級產品價格扶搖直上,全世界通貨膨脹壓力加劇；國際貿易計價結算貨幣混亂。『除此之外,最大的後果是「山姆大叔」借此變相賴債。』

　　根據美國商務部的統計,到2006年末,外國在美資產已達162946.19億美元,扣除美國海外資產137549.90億美元,美國淨負債高達25396億美元。梅新育表示:『由於中國是全世界外匯儲備最多的國家,且儲備資產絕大多數是美元計價資產,中國由此受害特別深重。』

　　對於美方是否迫於中方壓力,進而乾預市場阻止美元貶值,一些專家在接受記者采訪時都表示,可能性不大。

　　而保爾森的回應是,不排除布什政府與其他國家攜手乾預匯市,在外匯市場上買進美元的可能性。

　　『這是美方在談判中的一個策略。』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戰略研究所張明表示,他預期:『在今年年底之前,美元都不會停止貶值的步伐。因為,強勢美元目前並不利於美國經濟復蘇。』

　　在陳寶森看來,美國常用匯價決定於市場供求為托辭,強調政府對匯價乾預無效,其實並不盡然,美國的政策手段依然是有的,關鍵在於意願。

　　第四次中美戰略經濟對話中,值得關注的是,能源問題開始替代匯率成為焦點。從會議現場傳來的消息:中美雙方已經就中美能源與環境十年合作的框架文件以及優先合作領域達成了一致,並且正在積極推進五個行動計劃的制訂。

　　在這次的對話中,美方開始針對中國的價格管制提出質疑。據參加此次對話的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張曉強透露,美國官員在此次對話中還談到了中國的能源價格管制問題。

　　中方官員當時的回應也表示,中國政府的確認識到,價格體制應該反映資源稀缺程度、市場供求關系以及產品生產所應該負擔的資源、環境成本。

　　『美方一直將推高世界油價的責任推在中國身上,他們想借此次對話迫使國內放開油價電價的管制。』張明向記者表示,中國目前也正在考慮放松價格管制,但是,不會迫於美方的壓力而立刻放松。

　　對於中國國內燃油和電力的價格管制,保爾森此前就在公開場合表示過關切。近日,中國國家發改委也公開表示,將采取一系列措施,以推動節約能源、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包括繼續實施有利於節能的經濟政策,並積極穩妥地推進能源價格改革,以理順成品油、天然氣價格。

　　『但關鍵是選擇適當的時機。』張曉強說,中國今年面臨近十幾年來最大的物價上漲壓力。1月到5月,居民消費品零售價格上漲了8.1%,目前中國政府把『防止結構性膨脹發展為全面通貨膨脹』作為更加緊迫的任務。在這種情況下,對於成品油價格這方面的大幅度調整要抱慎重態度。

　　張明指出:『我們不能因為美國的壓力就要放松價格管制,只有當這項措施切實對中國有利時,我們纔可以去做這件事。』而梅新育也表示,『這件事情不需「山姆大叔」多勞神。』

　　第四次中美戰略經濟對話已經開幕了,這很有可能是11月份美國大選之前最後一次中美戰略經濟對話,也是本屆美國政府最後一次有意義的中美戰略經濟對話。因為在美國大選結果已經揭曉而新政府尚未正式就任這段空檔之間,且不說美方各個部門主管都在忙於准備移交而無暇認真准備深入的對外談判,就是舉行了深入的對外談判,新政府能否接受認可其結果也是未定之數。在這樣的背景下,中美戰略經濟對話需要解決可持續性問題。

　　這裡所說的可持續性問題,首要的就是這個對話機制自身的持續性,換言之,也就是在美國新政府就任之後這個對話機制能否保持?在形式上保持之後其定位作用能否保持?考慮到美國大選正在如火如荼展開,新政府半年之後將要上臺的前景給這項機制在形式和實質上的持續性增添了不少不確定性。根據美國既往的紀錄,我們不能太過低估這種不確定性,中美雙方需要為此作出安排,美方需要對自己的談判伙伴增信釋疑。

　　一項國際對話、談判機制能否持續,取決於是否存在接連不斷的需要解決的問題,取決於這項機制能否給雙方帶來利益、解決接連不斷湧現的問題,甚至從根本上降低問題發生的概率。中美之間存在的問題之多,涉及面之廣,國際社會有目共睹；而雙邊磋商、對話機制能否令雙方都從中受益,卻可存疑,因為山姆大叔在任何國際談判中都始終有著發號施令要求對方執行的強烈欲望,在中美對話中也不例外,以至於『中美戰略經濟對話』有淪為『中美戰術訓話』之虞。而在中國,就總體而言,至今在對西方的經貿談判中尚未擺脫被動局面,在對美國的經貿交涉中尤其如此。而中美之間任何一項對話機制,如果成為美國單方面提要求、中國就得照單全收的場所,那麼這項對話機制也就基本上走到盡頭了,因為這種狀況注定不可能在中國國內贏得足夠的支持,無論中國的某些『學者』如何時時事事都不忘為美國歌功頌德。

　　那麼,在這一點上結果會如何呢?我們已經看到這次的五個議題中有涉及中方要求的內容,如在『金融和宏觀經濟周期管理』議題上中國完全可以提出美元匯率問題,以及中美宏觀經濟政策錯配問題；在『促進相互投資』議題上我們需要解決美國對中國投資者、特別是中國金融機構的市場准入問題……但最終結果如何,我們還須拭目以待。梅新育(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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