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世行的家裡至今保存著唐山震後規劃的圖紙，盡管已經泛黃，但對他和他的同行而言，裡面記錄的信息遠未失效。『5·12』地震一月後，『震後規劃』成為人們邁出廢墟、重建家園的第一步。

　　從中國城市規劃研究院退休的鮑世行，現在是中國城市科學研究會副秘書長。在這位有著50多年規劃工作經歷的老人看來，這第一步要邁得穩，將來纔能真正站得住。

　　迅速進駐，慢慢規劃

　　『3個月完成規劃，3年完成重建』，有沒有可能？曾在唐山震後與同事進行過長達兩年的規劃，鮑世行下不了判斷。他擔心的是，『規劃不是說起來那麼簡單，它是個科學嚴謹的過程，需要大量的時間進行實地調查和科學分析。』

　　1976年唐山地震幾天後，原國家建委從全國各地緊急調集一批規劃專家，組成了以城市規劃局局長曹洪濤為組長，規劃處處長周乾峙為副組長的專家組進駐震後的唐山，工作了半年多。

　　當時我國尚處『文化大革命』後期，城市規劃被貶為『紙上畫畫，牆上掛掛』。地震後，城市規劃從國家層面受到重視，使大批之前被迫轉行的專家『重獲新生』。

　　鮑世行就是在這個時候被中國城市規劃研究院從四川『三線建設』工地調往唐山的。

　　當年10月底，專家組提出了《唐山市城市總體規劃》。但1978年3月，原國家建委再次組織專家對規劃進行了調整，直到1979年9月纔完成詳細規劃。

　　耗時數月的總體規劃解決了4個大的原則問題：第一，基本上還是在原址恢復重建，沒有把唐山全部放棄。第二，京(北京)山(山海關)鐵路以南的路南區，接近震中，破壞比較嚴重，決定放棄不再重建。第三，地震破壞比較輕，地質條件比較好的豐潤地區，作為發展的新區。第四，調整東礦區。1977年春天，這個總體規劃得到國務院的批復。

　　看似簡單的四條，卻建立在大量的資料收集、科學分析基礎之上。專家們給唐山做了一次的『全身體檢』，哪些地方地震烈度大，哪些地方相對比較穩定，哪些地質斷面松動，哪些河流受到影響……所有的第一手資料都要全面掌握。

　　鮑世行認為，這次四川震區的規劃同樣需要建立在這樣的科學資料收集整理的基礎之上。『所有這些資料的收集和研究，會花去我們很多時間，有時甚至比做規劃方案的時間還要多，但這是完全必要的。』

　　資料收集後是綜合集成、多個方案比對，最終形成經得起推敲的總體規劃。

　　規劃面臨的首要問題是，原地恢復還是異地重建。鮑世行根據唐山的經驗建議，除了文化等人文因素外，還要考慮到城市的基礎設施，雖然地面上的建築都沒有了，但地下還有很多基礎設施是可以利用的，比如地下管網和多年形成的馬路。這些設施的重建成本往往高於地上建築。

　　『就像下棋，既要考慮全局，又要考慮每個細節』

　　總體規劃確定了原則性問題後，1978年，唐山進入了新一輪更加深入的規劃。這次規劃的深度相當於『分區規劃』和『控制性詳細規劃』。它是把總體規劃的要求『落實到地面』，並且細化到城鎮的每一個地塊。

　　『像是下一盤棋，既要考慮全局，又要考慮到每個細節。』工作要細致到怎樣的程度？鮑世行告訴記者，『以我負責的市中區規劃為例，我們把它分成了幾十個「1公裡×1公裡」的方塊，在每個方塊中分析規劃。』

　　他們要做的是了解這個『方塊』中原來有什麼單位，有多少人，現在怎樣規劃更合理。如果原來『方塊』中的學校沒有操場，那加上操場。『在這個過程中有大量的問題和矛盾需要解決，這是很細致的工作，牽涉到每一個部門和單位的利益，需要通過談判、協商來解決』。

　　因為采納多方意見，他們的大量細致工作後來獲得肯定。例如，考慮到地震後出現大量的殘疾人口，唐山成為中國第一個在公共場所修建殘疾人設施的城市。

　　『唐山和汶川相比，唐山人口比較集中，汶川人口分散。從地形來說，汶川是山區，周圍的環境比較復雜，用地比較緊張。這些問題應該比唐山的研究更細一些。』畢竟，對大多數人來說，一次充實嚴謹的規劃，好過將來一次次的返工。

　　工作的最後一步是將分析、協商決定的規劃，用圖紙和一系列數字表現出來。他們的工作(也就是正式動工前的規劃)直到1979年秋天結束。此時距唐山地震已有三年時間。

　　當鮑世行和同事們把『控制性詳細規劃』交給趕來唐山的全國各大建築設計院手中時，城市修建性詳細規劃和建築設計纔正式開始。

　　產業結構調整應借機行事

　　對於城市的規劃除了功能區域的布局，還要考慮產業結構的調整。唐山路南區的機車廠、陶瓷、紡織廠，在規劃時就遷到了新區豐潤。

　　唐山是一個重工業城市。它的主導產業鋼鐵、電力、機械、陶瓷等，是當時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地震後不久，在『抓革命，促生產』的口號下，當地的生產就很快恢復起來。

　　對於四川地區的震後規劃，鮑世行認為應該利用這個契機，更多地考慮推動產業結構優化昇級，增強發展的協調性和可持續性。

　　參與過漢旺東方汽輪機廠等『三線』規劃的經歷，讓鮑世行對當地的情況有一定了解，也讓他對這次震區的山山水水多了一份特殊的感情。

　　『這個地區有不少工業企業，是在「三線建設」時期建起來的。改革開放以後，作過一次調整。但是這次許多工廠破壞嚴重，有必要在規劃中予以重點考慮。這些企業今後到底是不是還在那個地方，都要進行重新論證，結合當地的優勢再做決定。

　　生命線工程不容忽視

　　『我國是地震多發的國家，規劃中必須按照「平災結合」的原則，考慮防災通道、防災避險地和防災設施的布置。一定要嚴格把城市防災系統規劃納入城市總體規劃的內容中。這樣，纔能使我們在震前、臨震和震後工作都有法律依據可循，做到有條不紊，臨危不亂。』

　　讓鮑世行高興的是，不久前，國家出臺的《汶川地震災後恢復重建條例》規定了學校、幼兒園、醫院等公共設施的災後重建，要比當地房屋建築的抗震要求更高。

　　對於這次四川地震中出現的一個個因為道路阻斷，無法到達的『孤島』，他建議在規劃中予以關注。

　　鮑世行在紙上畫了一個四通八達的網絡圖，然後告訴記者，唐山在華北平原，規劃容易形成網絡。但這次地震的山區比較困難，要避免『樹枝狀』的布局，『樹杈』部分的城鎮在災害來臨時容易成為孤島。對於破壞嚴重，遠離中心區域的地方，考慮到將來的安全，必須『忍痛割愛』放棄；但如果破壞不嚴重，而且沒有地質災害威脅的，就應該將其納入『網狀』規劃之中。

　　『震後規劃能夠實現這種理想的「網狀結構」，那麼災難導致一條路中斷時，總還能找到另一條求生的道路。』鮑世行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