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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三屆』學生是新中國的同齡人,也曾是新中國教育出來的最成功的一代。
他們對上山下鄉運動所傾注的狂熱,至少在初期,絲毫不亞於對紅衛兵運動的參與。這不僅與『文革』前城市青年的普遍消極態度形成鮮明對照,而且為以後的歷屆中學生所罕見。這種現象的產生,與他們所受的系統教育和『文革』初的特殊經歷是分不開的。
他們是從建國到『文革』這17年教育成敗得失的集中體現者。在他們身上,這種教育中積極的、進取的一面,與盲從、狹隘等消極的一面,都表現得非常鮮明。國內外研究中國『文革』問題的學者,多認為『文革』期間紅衛兵種種異乎尋常的表現與17年的教育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甚至認為這種教育是引發『文革』動亂的重要原因。今天的人們,也仍在從『老三屆』學生的人生道路中,不斷反思17年教育的利弊得失,希望從中探索可資發揚或引以為戒的經驗教訓。
無論對17年教育(這裡主要是指政治灌輸和品德培養)持肯定還是否定態度,有一點是為人所公認的,那就是它曾經成功地塑造了一代甘願為革命理想而奮斗,而獻身的青年。這種理想,首先是基於對毛主席的深厚感情。『東方紅,太陽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他為人民謀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這代青年從呱呱落地時起,耳畔回旋的便是對領袖的頌歌。入學時學寫的第一句話就是『毛主席萬歲』。近乎胎教的灌輸,對他們以後的成長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
在以階級教育、革命教育為主的前提下,17年教育注重培養的是青年的集體主義精神,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品德和勤奮、刻苦、勇敢、向上的素質。『老三屆』中很多人在經歷『文革』及以後上山下鄉的種種人生困厄和磨難時,能夠以堅忍的意志和互相扶助的精神與命運抗爭而不甘沈淪,與他們受到的教育是有很大關系的。
但是,17年教育的兩重性,也使整個國家乃至受教育者本身嘗到了苦果。首先,對雷鋒等英雄人物獻身精神的宣傳,是與對領袖的盲目崇拜聯系在一起的。隨著學毛著、背語錄成為時髦,隨著新聞媒介把對領袖的尊敬和忠誠絕對化,青年學生對領袖的情感被愈演愈烈的個人崇拜所扭曲,最後發展到如醉如癡的狂熱地步。再者,關於做『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教育,同『反修防修』、『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的原則緊密結合在一起,學生們的政治熱情被引上歧途,蛻變為一種盲目、狹隘、偏激、具有破壞性的力量。60年代上半期,整個思想理論界極為封閉,政治觀點日趨偏激,青年學生除了被動接受之外並無鑒別、思考的餘地,在『反修防修』、『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受難的人民』、『做世界革命的促進派』之類豪言壯語的背後,隱蔽的是對人類社會發展進程、對人類文化價值的極端無知。這直接導致了『文革』中紅衛兵運動的種種暴力和破壞行為,對爾後興起的上山下鄉運動也產生了深遠影響。
另外,17年教育關於集體主義的宣傳是與對青年個性的壓抑聯系在一起的。在革命理想主義化身的雷鋒身上,突出宣傳的是『甘做革命螺絲釘』的思想。從本意上說,把個人比作社會這架大機器中的一顆螺絲釘,立足於本職工作,努力為人民多做貢獻,是沒有什麼值得非議的。但把它加以極端化的導向則使事物超越了『度』而變質。當年風行一時的名言『個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集體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便是扭曲個人與集體關系的一個『傑作』。而『文革』中倡導的『我是一塊磚,東西南北任黨搬』的口號,則是『螺絲釘』口號的發展。
在這種教育下成長起的一代青年學生,早在學校時期已不甘寂寞。毛澤東對毛遠新、王海蓉等人發表的抨擊『舊教育制度』的幾次談話,很快在部分中學生中暗暗流傳,其立論的新鮮大膽,使青年人的心激動難抑,他們中的敏感者已經嗅到了『山雨欲來』的氣息,預感到一場大的政治風暴即將平地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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