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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青年時代正處非常時期,春、秋、冬一年三季的穿著與男孩沒多少區別,一樣的藍黑灰衣褲,只有上衣紐扣方向不同褲子開衩地方不同。因此,我也就特別喜歡夏天,好像只有夏天纔能做一回女孩,白短襪黑布鞋,襯衫束在裙子裡,裙裾飄飄走在梧桐樹的濃蔭下,女性的感覺像鮮花一樣在心裡開放。
我18歲插隊內蒙,18歲至30歲都是在塞北一個地圖上幾乎找不到的小縣城度過。在農村勞動了兩年後,我被上調到了縣城工作,但是這一改變沒有使我有多少興奮。所謂縣城,就是一條塵土飛揚的土路街,坐落著灰撲撲的百貨公司,簡陋的郵局,水泥地板的銀行,以及零零落落的低矮破舊的店鋪。進城趕集的農民拉著板車挑著擔子在街上走過,豬、羊、狗『嗷嗷』叫著在行人腳旁穿行。城鄉差別僅僅在於戶口和糧證。
在這座小城裡,對裙子的渴望絕對遭到遏制。有個勇敢的上海女知青,就像清朝末年第一個剪辮子的男子一樣,偏要挑戰一下小城千年以來單調的色彩,在一個夏日穿著裙子走上街頭,結果是『逃』一樣地回來,把裙子壓進箱底,死也不肯穿第二回。後來聽說,那天她所經之處,前前後後站滿一街人,個個嘴巴張成大大的『O』形,目光齊刷刷盯著她下半身,然後就有人交頭接耳嘻嘻笑起來:『看那腿多白!』、『要刮風可咋辦?』,甚至有人還為了穿裙子需要不需要穿褲子的問題爭辯不休。當時敢把裙子穿上街,真是需要安娜挽著渥倫斯基公然出現在上流社會公眾場合那種勇氣的。
盡管如此,但是愛美之心是那麼頑強。夏日,美麗又涼爽的裙子著實是個難以抵擋的誘惑。那時,我在縣中教書,住在校園內,也就是說,上班不需要經過眾目睽睽的大街。於是就想嘗試一下,其實帶有投石問路的意思,鼓起勇氣穿出去試一次,如沒問題,後面就容易了,就可以常穿了。
我特地挑了條藍色人造棉裙子,白短袖襯衫,進教室那一刻仍是忐忑的,不過還好,同學們只看著我愣了一下,班長叫『起立』後,全體目光也都平視了,我也就放下心開始了講課。但當我轉頭在黑板上寫字時,背後好像傳來動靜,一回頭,奇怪了,怎麼教室裡的學生排成『梯形』?從前排往後排漸次高上去,每排學生的腦袋都在前排學生的肩膀上,第一、二排人是坐著的,第三排就伸長脖子,第四排伸長脖子加抬起屁股,第五排就胳膊肘橕著課桌半抬上身,全班40多雙眼睛全在看我的裙子呢!這一課真是對不起魯迅先生《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這篇好文章,裙子作梗,師生雙方都心不在焉。鈴一響,我便夾起書本落荒而逃。那天的板書全擠在黑板中間三分之一的地方,之所以這樣,是因為我躲在講臺後不敢出界所致。
『離開小城』就成了我的血誓之言,到哪去?上海想也不敢想,最後的結論是——哪裡能穿裙子就去哪裡。普通的裙子,對於我意味著開放和文明,意味著個人生活的自由。
『文革』結束百廢待興,中央下了關於專業對口、人纔流動的文件。1978年,經過無數艱辛和周折,先生調到省城,然後替我找好單位,省人事局發出了商調函。那時調動不像現在『跳槽』那麼容易,難在每個單位都不肯放人。所以我隔幾天就要去縣教育局求他們發回函。求人,至今都是我生平第一件恐懼的事情,更不必說跟那個捧著茶杯看報紙,每次都冷冰冰黑著臉的辦事員打交道了。沒有先生在前面遞煙周旋,我無處躲藏,但就憑著被裙子壓抑太久的心,一次次說服自己,跑,磨,說好話,終於在1981年5月拿到調令。到省城報到後第一件事,就是買裙子,那時流行百褶裙和臺灣裙。
30年人間滄桑,現在的小城早不是當年模樣。裙子更是五彩繽紛,式樣豐富……而我已不再穿裙子了。正如當初想吃,沒有花生米,如今有了花生米,牙口又不行了。
太多的歲月,太多的色彩,一層層覆蓋了裙子的暗淡記憶。只是在街上看到裙裾飄然神采飛揚走來的苗條女孩,心會不由微微一緊。驀然回首,那寂寞的青春早已遠去……(作者:王安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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