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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南模式與溫州模式,就像擂臺賽上兩個旗鼓相當的競爭對手。改革發展到今天,溫州模式終於從『異端』變為人們爭相推崇的『圭臬』,而蘇南模式卻似乎從『社會主義的成功實踐』變為避之不及的『糟粕』。
如何客觀地、歷史地看待這兩種模式呢?它對我們今後的發展有何啟示?
兩種模式:形如打擂,實為接力
"我認為對兩種模式不能孤立地、靜止地或抓住某一個時期進行橫向比較,而應放在大的歷史背景下去審視。"江蘇省鄉鎮企業局原局長鄒國忠說。鄒國忠今年66歲,曾擔任過7年多的省鄉鎮企業管理局局長,親自參與乃至領導了江蘇鄉鎮企業的發展、改革,可以說是"鄉鎮企業王國"浮沈、興衰最有力的見證人之一。
鄒國忠說,改革開放之初,全國的大氣候是兩個"一統天下":一是所有制形式上公有制一統天下,二是經濟運行上計劃經濟一統天下。這兩條搞了近30年,結果是連最起碼的溫飽問題都沒解決好。為了解決群眾的生計和收入問題,一方面必須從糧食以外尋找出路,搞非農經營,而要解決原料等問題又必須從市場上找出路;另一方面要搞非農經濟,又不能突破"公有制"原則。精明的蘇南人就靈活運用公有制在農村的主流形式即社區集體所有制,名正言順地搞社隊工業。所謂靈活運用是指很多社隊企業實際上是"公私協同"的,有的完全是個體私營,只是戴了一頂集體的"紅帽子"。
這樣,雖然還存在種種障礙和困難,社隊工業仍在夾縫中曲折地發展起來。可以說,在原體制不變和後來有所調整的情況下,我國市場經濟的先導是蘇南模式,使鄉鎮企業逐步發展、迅速壯大的是蘇南模式。紛至沓來的參觀學習大軍印證了蘇南模式的輝煌:據統計,1976年僅鄒國忠所在的無錫縣就接待了18萬人次的"取經者"。
歷史發展到今天,經濟體制的"主輔論"(即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已演進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論",非公有制經濟的"補充論"也已成為"重要組成部分"了。歷史條件變了,原蘇南模式的許多弊端逐漸暴露了出來,這就需要新的更符合市場經濟要求的發展模式,溫州模式於是走紅大江南北。溫州模式的核心是發展私營經濟,而私營經濟具有產權明晰、風險自擔、機制靈活等特點,與市場經濟有著天然的親和力。
任何新生事物的產生都離不開當時的歷史條件。如果非要打一個形象比喻的話,鄒國忠更傾向於認為,蘇南模式與溫州模式不是非輸即贏的攻擂雙方,而是有時間順序和承接關系的"接力":蘇南模式是先行者,溫州模式後來居上,但溫州模式更接近、符合市場經濟的要求。
誰是『好孩子』,誰是『壞小子』?
在許多人的印象中,蘇南一直扮演著"黨的好孩子"的角色,得到過無數神聖的光環與關愛,有領導和文章甚至稱蘇南模式"就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代表著社會主義農村前進的方向"。與蘇南模式迥然不同的是,溫州模式經歷了較多的坎坷和磨難,它的許多做法在當時看來都是"違法"的,扮演著一個"壞小子"的角色。
"其實,不僅溫州模式,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蘇南模式及許多改革都經歷了從地下到地上,從不允許到鼓勵的艱難歷程。"鄒國忠說。
鄒國忠是無錫縣(現無錫市)人,在家鄉工作過10多年,認為自己對蘇南模式"有一點發言權",因為無錫縣是公認的"蘇南模式"的主要發祥地。
無錫縣所在的太湖地區是當時全國主要的糧倉之一,每年要調出幾十億斤糧食,上面當然希望調出得越多越好。在指令性計劃的壓力之下,不少地方不惜工本搞"雙三制"(即雙季稻加一季小麥),搞"拉線插秧",結果搞成高產窮隊,年終分配每工只有一兩角甚至幾分錢。窮則思變。無錫縣人開始尋找農業以外的出路,即發展社隊工業。當時的大背景是以糧為綱,要想創造發展社隊工業的寬松環境,首先必須保證糧食生產。鄒國忠記得當時縣委把握工作全局的關鍵問題是,每年必須確保糧食有所增產,而要確保增產,"必要"時難免違心地搞一點"水分",多報一點"飼料糧",因為豬受了委屈也不會揭發。為什麼要這樣搞?因為糧食一減產,對搞社隊工業十分不利。那時不僅是"以糧為綱",不准搞個體私營經濟,如果糧食減產,你搞社隊工業也會被批成搞"集體的資本主義"!當時的說法叫"糧食減產,工業犯罪"。
鄒國忠說:"社隊工業就是在這樣的夾縫中產生、生存和艱難發展起來的,蘇南模式就是在那樣困難的條件下由農民創造的,在這一點上,蘇南與溫州十分相像,都是當時歷史條件下的'壞小子',但隨著思想的解放、改革的深入,它們又都成了'好孩子'。"
超越模式之爭共赴創新大考
蘇南模式的核心內涵,毫無疑問是以集體所有制形式來發展非農經濟,尤其是發展農村工業。時至今日,多數社隊(鄉村)企業已改為個體私營或混合經濟,真讓人有點"早知今日,何必當初"的感慨。
江蘇省社科院農村研究所所長包宗順認為,蘇南模式是我國在當時歷史條件下蘇南農民的一大創造、一大貢獻。後來歷史條件變了,蘇南模式的種種弊端,蘇南人自己最清楚,如產權模糊、政企不分導致"廠長負盈、企業負虧,銀行負債、政府負責"等,基層和企業動了很多改革的腦筋,包括上世紀80年代中期的"一包三改"、90年代的"資產滾動承包"等等。但由於這些改革沒有觸及產權制度改革這個核心問題,到1995年至1996年,蘇南鄉鎮企業效益跌到谷底。
"早改制少流失,晚改制多流失,不改制要消失。"伴隨思想觀念的大解放,蘇南各地鄉村企業改制全面完成,經濟效益進入歷史最好時期。今天,隨著城鄉經濟的日益融合,加之相當規模的外資介入,企業城鄉"身份"的界限越來越模糊。"鄉鎮企業"這個稱謂,最終也會像過去的社隊企業一樣淡出人們的視野。
"調整所有制結構和實行產權改革的實質,就是要給群眾一些財產,一些資源,一些手段,使他們真正成為市場的主體,所有制和產權的多元化是不可避免的,市場經濟就是民營經濟、差別經濟。"鄒國忠說,"蘇南模式和溫州模式的主要差別,就是這些財產、資源和手段,蘇南主要在政府和集體手裡,而溫州主要在老百姓手裡。"
改革是永恆的主題。蘇南模式在與時俱進,溫州模式也在不斷超越自我。在"世界變平"的今天,經濟發展已進入信息化和全球化。要在全球經濟版圖中謀得發展空間,政府、企業都必須下大力氣抓好兩個創新,即技術創新和體制創新。從這個意義上說,蘇南模式、溫州模式的未來很可能是殊途同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