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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1984年5月30日《天津日報》報影
上世紀70年代天津港
今日天津港集裝箱碼頭
鳥居幸雄與天津港職工在一起
『天津港下放兩年來,經濟效益顯著提高。人還是這些人,地還是這塊地,一改革,效益就上來了。無非是給了他們權,其中最重要的是用人權』。
翻開1984年5月30日的《天津日報》,一版頭條刊登著《經黨中央、國務院批准天津港實行管理體制改革》的消息。『一石激起千層浪』,這條不足千字的消息一時間引起的轟動令天津港許多親身參與改革的人至今不能忘懷,因為天津港作為第一個『吃螃蟹』的港口,要開始嘗試從來沒有做過的事情:從1984年6月1日開始,天津港在我國沿海港口中率先實行『雙重領導、地方為主』的行政管理體制和『以港養港、以收抵支』的財政政策,從由交通部管理下放到天津市管理。
至此,天津港拉開了全國港口經濟體制改革試點的序幕。
壓船嚴重時,相當於每天
白白向大海扔30萬美金
當時的天津港年吞吐量只有1千多萬噸,港口規模和年生產能力並不排在全國沿海港口前列,但為什麼天津港首當其衝第一個進行港口體制改革呢?當時的天津港處於一種什麼狀態呢?從當年的天津日報系列報道中可以看出:大批船舶到達天津港後不能按時裝卸,港口壓船空前嚴重;倉庫貨場,每天有幾十萬噸貨物等待疏運;大沽口錨地,常常有百十條船舶亟待進港,最長等待長達兩個月之久,有專家估計,支付外輪賠償滯遣費相當於每天白白向大海裡扔30萬美元。雖說當時國內各港口都有壓船現象,但天津港卻是壓船最嚴重的港口之一。
日前,在紀念天津新港重新開港56周年的紀念日裡,記者見到了時任天津港港務局局長的祝慶緣,今年79歲的祝老,1984年初被任命為天津港務局局長。祝老對當時港口面臨的窘境記憶猶新:『每逢壓船壓港嚴重時,國務院領導就派聯合工作組到天津,要求天津市政府協調解決,但當時外貿、鐵路、港口都隸屬國家部委管理,天津市政府在協調不了的情況下,就臨時調用部隊幫助突擊裝卸,這種情況每年都要有兩、三次。』1984年上半年天津市政府開始醞釀港口體制改革時,祝慶緣直言不諱:『如果港口改革只是簡單的隸屬關系轉移,改不如不改,因為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天津港曾經有過兩次不成功的下放經歷,不能再來第三次。如果改革,必須改變機制,賦予天津港一定的自主權。』
從1984年5月30日,國務院批准了天津市關於天津港的改革方案。
天津港不僅下放到天津市管理,而且市政府將交通部給予天津市的管理權全部下放港口,政府不截留,天津港有了一定的自主權。每年3000萬元以下基本建設項目、港口自收外匯可以使用、港口有自用設備的進口權、處級以下乾部的管理和任免等,這些權力都交給了港務局。這讓祝局長與領導班子成員既感到高興又感到壓力,錢怎麼花,權怎麼用,先解決什麼問題,港口人考慮起從來沒有考慮過的問題。
當時的港口急需解決的問題很多,但當務之急是緩解港口壓船問題。有人提出增建泊位來解決,也有人主張利用港口有外匯和進口設備自主權,先購買先進設備武裝港口,提高工作效率來解決壓船問題。『考慮再三,我還是決定先購買進口設備。』祝慶緣對記者說:『現在買設備不算什麼事,可當時卻是破天荒了』,他對第一次運用自主權購買新設備印象深刻,當時許多人為這個主張捏一把汗。那時改革開放剛剛開始,許多人怕被扣上『崇洋媚外』的帽子,但祝慶緣決定要嘗試一下。新設備進來後一運轉,裝卸能力提高幾十倍,工人們的勞動強度降低。不但收入隨之提高,港口的裝卸事故也比以往減少很多,嚴重的壓船局面開始有所緩解。
後來,職工們都比喻這次改革叫做『先救命,後治病』,先解決壓船這個要命問題,再對港口進行全面治病。
來津視察時,小平稱天津港
『一改革效益就上來了』
壓船稍稍緩解,祝慶緣又開始考慮全面治理港口的問題,他告訴記者:『港口有了自主權,我們也開始醞釀內部改革,因為權力不能留在局長手裡。我們把權力也層層下放,把原來的作業區改為自主經營、獨立核算的公司,有了相應的人權、財權。舉個例子,改革開放前,天津港基本建設一分錢的決定權都沒有,自有資金的權限是15萬元。有了自主權後,我們給二級公司的自有資金權限分三步實現了200萬元,這是以前根本不敢想的。』
與此同時,他們開始改善職工生活,購買了100多部大客車,解決職工上下班問題;每年從基建中拿出一定的比例解決職工住房困難;按國家規定留成比例從改革的第二年開始,每年給職工漲一次工資。祝局長說:『最明顯的變化就是,調走的職工又要求調回來。過去2萬人的港口調走一個職工要局長批准,為了穩定職工隊伍,還往往不批准。改革開放後,進來一個職工需要局長批准。』變化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
下放前,港口沒有設備進口權,所有港口設備進口由交通部管理。往往交通部購進的設備在港口不適用,急需的設備又沒有買。為了避免設備提折舊,天津港還為不能用的設備建了三個大倉庫封存起來。有了設備進口權後,港口選擇的設備都是港口適用的。在港口下放的頭三年裡,大批進口設備替代了老舊設備,原有設備的一半被淘汰。像天津港這樣大批量采購國際先進設備的港口,當時在國內港口是第一家。
短短兩年多時間,天津港嚴重壓船局面得到有效改變,開始良性發展。從當年的《天津日報》刊登的消息中可以看出,1981年至1983年,年港口吞吐量平均為1269萬噸,年平均利潤為5377萬元;1984年至1986年,年平均吞吐量為1778萬噸,年平均利潤達到了1.3億元。
1986年8月,鄧小平到天津視察時,天津市政府安排祝慶緣為小平匯報,當時從天津市區到塘沽還未建高速公路,路程需要近兩個小時。祝慶緣從天津上車,在車上為鄧小平匯報。祝慶緣說小平聽得很仔細,聽完匯報後高興地說:『人還是這些人,地還是這塊地,一改革,效益就上來了。無非是給了他們權,其中最重要的是用人權。』一席話,不僅充分肯定了天津港的工作成績,而且深刻地揭示出改革開放是天津港發生巨變的根本原因,祝慶緣和他的領導班子更堅定了改革的決心。
在這之後,天津港又先後創造了沿海港口中的數個『第一』:天津港至蒙古人民共和國集裝箱大陸橋運輸開通;天津港與荷蘭渣華集團合資共建的我國第一家商業保稅倉庫有限公司(CBW)正式開業;我國第一個中外合資碼頭企業——賽挪碼頭有限公司在天津成立,將5段碼頭改建成現代化方型貨專業碼頭;應天津市政府聘請,日本神戶市港灣局局長鳥居幸雄為天津港務局最高顧問;全國第一家港口股份制企業——天津港儲運公司成立,『津港儲運』股票在上海證券交易所成功上市;後『津港儲運』股票改名為『天津港』;天津港口EDI經交通部驗收正式開通,成為全國港航系統率先實現國際集裝箱運輸信息交換方式與國際接軌的港口;天津港務局客貨運服務質量體系獲得英國UKAS認證證書,成為我國沿海港口首家通過ISO9000國際國內雙認證的港口企業。
天津港成功進入了資本市場,為我國的港口企業體制改革又進行了有益嘗試。
光陰荏苒,天津港吞吐
能力已位列世界第六
天津港集團現任董事長於汝民曾在20年前到過世界著名港口鹿特丹港,第一次到海外的港口,鹿特丹港高大的裝卸設備,先進的操作流程『如巨人一樣』矗立在於汝民的面前,『港口居然可以做到這樣』,那種震撼今天依然。於汝民後來又多次到鹿特丹港,感覺由『仰視』慢慢變成了『平起平坐』,那是因為天津港突飛猛進的發展給了他心理上巨大的支持。
光陰荏苒,在改革開放30年到來之際,天津港吞吐能力已經位列國內港口第四,世界港口第六,吞吐量用兩個三年時間連續跨越了兩個億噸臺階,今年將有望突破3.5億噸,年度主營業務收入和基本建設投資雙雙超過百億元,航道等級由10萬噸級提昇至25萬噸級,進一步鞏固了我國北方第一大港的地位。2007年年底,全國最大的保稅港區——天津港東疆保稅港區首期4平方公裡實現封關運作。天津港再次在先行先試中走出了一條獨具特色的科學發展之路,向世人展示了『打造北方國際航運中心和國際物流中心、建設世界一流大港』的決心與勇氣。
自此,天津港實施了一系列重大的發展舉措:向大海要陸地,加快了大型專業化泊位建設及新港區圍海造陸速度;向航道要寬度和深度,以適應超大船舶的需求;在功能上要效益,北疆集裝箱物流中心及南疆散貨物流中心都在加快建設速度;向東疆要保稅港區,提高港口的開發開放層次與水平;在實施主要經營性項目投融資上實行『多元化、國際化』戰略,實現主要經營性資產進入上市公司,加強天津港的融資能力。
天津港在改革的路上一路飛奔,不斷給我們震撼,相信今後依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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