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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在中央提倡乾部年輕化、知識化的背景下,很多地方在選拔乾部時,已明確把博士學歷作為一個優勢條件。然而,這一原本體現國家對知識和人纔尊重的良好舉措,卻在一些地方和部門走了形、變了味,『博士大躍進』浮躁之風愈演愈烈。更有甚者,在這場由官員和高校擔任主角的『二人轉』中,官員以權力謀學位,教授以學歷謀資源,『博士帽』變成了權力腐敗和學術腐敗同流合污的籌碼。一些缺乏獨立精神的高校將學位化為獻媚的禮物,得到了項目、經費和資源,成為『博士帽』批發商;不少官員也憑借職權,將『博士頂戴』輕松加身,以圖在今後的提拔昇遷中,讓『博士帽』兌換來更高級別的『烏紗帽』。
提拔昇遷是官員攻博原始衝動
今年6月,原中國證監會副主席、西南財經大學博士王益據傳被『雙規』。全國政協委員、復旦大學教授葛劍雄撰文《請查一下王益的博士學歷來歷》,在社會上引起廣泛共鳴。
葛劍雄對王益的博士學歷提出了一系列質疑:本科和碩士都是歷史學專業的王益,如何能在繁忙的工作中,用約兩年時間完成經濟學博士課程,寫成博士論文,發表若乾篇學術論文,並通過答辯?從理論上講,要修完一門課程就得定期到學校聽講並參加考試,王益任職單位在北京,西南財經大學在成都,學校不可能派人到北京為王益單獨上課或單獨命題考試,王益上課和考試是如何完成的?正常情況下,全日制博士生需要3年多時間纔能拿到學位,在職博士生往往需要更長的時間,王益為何能比正常學制的學生還要早畢業?如果王益真的按規定上課,參加論文撰寫和答辯的各個程序,就必須每周往返於北京和成都之間,旅費是自己出還是花了納稅人的錢?
中國首批博士誕生於1983年5月,此後25年間,在校博士生數量和博士學位授予量迅速增長。根據教育部統計公報,1998年,我國在校博士生45246人,到了2004年,猛增至16.56萬人,個別年份新招博士生超過5萬人。來自國務院學位辦的最新統計顯示,2007年我國的博士授予數量超過美國,攀昇至世界第一。
在這場『博士大躍進』中,官員攻博又是一種怎樣的發展態勢?據半月談記者多方調查,一些國家部委領跑了『官員博士化』進程,有的部委博士比例已佔到了總人數的一半左右。在經濟發達地區和高校集中的省份,省部級、司局級、縣處級官員攻讀博士幾乎成為潮流。
行政機關真的需要這麼多博士嗎?有關專家認為,政府的職能是公共管理,除了個別專業性崗位外,大部分行政崗位本科學歷足以勝任。既如此,眾多官員為何對博士文憑情有獨鍾?
據記者調查,官員攻博主要有四種心態。一是在實際工作中確實感到還有知識欠缺,希望通過攻博開闊視野,提高對專業領域的研究水平。二是塑造個人形象,把高學歷當作光鮮外衣包裝自己。三是把攻博作為擴大社交范圍,結識更多專家、官員和企業家的機會。四是想用博士學位把自己『武裝』成擁有高學歷的知識型乾部,以此獲得提拔晉昇的優勢條件。
葛劍雄認為,官員在職攻讀博士學位,不是不需要,但絕大多數官員所追求的,與其說是某一方面的專業能力,還不如說是博士學位的象征意義。是否擁有博士學位往往成為提昇的先決條件和關鍵因素,直接導致一些官員對博士學位趨之若鶩。
權力侵蝕學歷換來『博士頂戴』
官員攻博,最大難題就是學習時間無法保證。許多官員所在單位與攻博學校並不在一個城市,有的甚至相隔千裡。按照我國行政機關每周5天工作制,對於只有周末纔有時間聽課的官員而言,很難在兩天之內往返千裡去聆聽導師的教誨。就算每周末都能保證聽課時間,攻博官員的學習時間也只佔全日制博士的1/3。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官員博士生往往比全日制博士生畢業得還要快。
葛劍雄感嘆:作為負有指導博士生之責的教師,我深知,要獲得博士學位,即使原來有良好的基礎,也並非易事。就我見聞所及,那些在高官位置上獲得的博士學位,很少不含水分,甚至少不了權力或者金錢的介入。
全國政協委員、清華大學教授蔡繼明曾經上交了一份『要遏制黨政乾部的文憑腐敗』的提案。蔡繼明認為:許多在校生10年寒窗纔能拿到博士學位,但是一些黨政乾部憑借手中的權力,課也不上,稀裡糊涂就混到了文憑,這很不公平。
蔡繼明透露,相當數量已經獲得和正在攻讀研究生的黨政乾部,大多是利用自己的地位和手中的職權,動用公款混取文憑。入學考試往往是瞞天過海,或者名義上報考統招生,實際上參加校外班單獨考試;或者考試舞弊,甚至根本沒有經過考試就取得了入學資格。在課程學習過程中,又投機取巧,或者三天打魚兩天曬網,或者由秘書代聽課。在學期考試中,由秘書代考或者根本不考,反正總有辦法得到高分。完成整個博士學業所必需的發表學術論文、接受答辯等諸多嚴格的程序,一些官員也有應對之策,論文可以找人寫,答辯委員會的成員可以提前『做工作』。
憑借手中所掌握的各種資源,很多官員在博士考試中『脫穎而出』,一帆風順摘得『博士帽』,由『學而優則仕』而『仕而優則學』,『官員博士化』漸成奇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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