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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是人的第一財富,健康是幸福的根本保證,爲了自己的健康和幸福,也爲了他人的健康和幸福,從今天開始,我們一定要用安全套,每次都用,堅決使用!”這是一名“高危行爲干預隊”隊員在廣州某個酒店開展艾滋病防治干預活動過程中,帶着近40位“小姐”宣讀的“健康誓言”。(《廣州日報》12月1日)
在第21個“世界艾滋病日”,這條“小姐宣誓”的新聞頗具衝擊力,迅速激起強烈反響。有評論者認爲,“無論如何,這種‘宣誓’都是對法律的一種嘲弄”,“絕對不能自認爲做不到,對賣淫嫖娼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我相信,在社會主義的中國,無論從道德還是從維護人的尊嚴出發,我們絕對不允許這樣做”(《齊魯晚報》12月2日)。網友們更是驚呼“藉着防艾之際,廣東居然在大庭廣衆之下明目張膽地帶着‘小姐’搞‘宣誓’,是否意味着‘小姐’在中國已經心照不宣地合法化了?”“‘艾滋病日’咋成‘小姐宣誓日’?”諸如此類,不勝枚舉,這不能不讓人對我國艾滋病的防治產生一絲擔憂。
從自私角度來說,倘若艾滋病果真只在賣淫嫖娼者或吸毒人羣之間傳播,人們或許可以坐視不理——所謂“天作孽,尤可恕,自作孽,不可活”。事實上,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我們也是出於這樣的思維對高危人羣的艾滋病防治不甚熱衷,結果使中國錯過了防治艾滋病的最佳時機。以前,艾滋病在我國的傳播途徑以靜脈吸毒爲主,現在性傳播已成爲主要途徑,而這正是艾滋病邁向大爆發的標誌——進入性傳播途徑之後,危害的將不僅僅是所謂的“不潔身自愛者”!
倘若賣淫嫖娼能夠被徹底解決,固然是好事。問題是當今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能根除,艾滋病的蔓延卻一刻也沒有停止過。打擊賣淫嫖娼與對性工作者進行干預,是一個硬幣的兩面,或者說是治標與治本的問題。既然我們很難徹底杜絕或阻止性交易,那麼採取必要的干預措施減少甚至阻斷性病傳播,就是一種務實而必須的選擇——減少性病的傳播,也就是減少了性交易的社會危害。
說句不中聽的話,賣淫嫖娼固然不爲現行法律所容,但它並不會導致社會的崩潰,倒是艾滋病肆虐盛行,卻可能導致亡國滅種——非洲的一些國家因爲艾滋病感染率高企,已經瀕臨亡國的境地。
不客氣地說,媒體的譁衆取寵,是民衆反應過激的重要原因之一。“小姐宣誓”這樣的標題,“不戴不做”這樣的言辭,很容易引起人們的遐想和義憤。事實上,干預是在賓館裏進行,參加者不過40餘人,何來“大庭廣衆之下”一說?在整個艾滋病日的宣傳活動中,對小姐進行干預原本只佔很小一部分,但經過“提煉”和“細化”,遂成爲精華所在,成功地吸引民衆的眼球,迅速地成爲話題中心。從新聞炒作學的角度來說,不愧爲又一個成功的案例。但對於防治艾滋病的事業來說,卻無所裨益。在中國,隱蔽性是性交易的重要特徵,向高危人羣實施醫學干預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由於一些現實的障礙,有些事情是隻能做不能說,或只需要做不需要說的。正如中科院院士、中國疾控中心預防艾滋病首席專家曾毅教授所說,給性工作者進行艾滋病防治教育和發放安全套不需要爭論,因爲干預不是將暗娼合法化,也不是鼓勵賣淫嫖娼,更沒有證據表明干預後賣淫嫖娼的數量增加。
“在娛樂場所100%使用安全套”,是世界衛生組織(WHO)在全球開展的防治艾滋病計劃的一部分。視而不見的“鴕鳥”思維和政策,標榜高尚的清談和道德潔癖,只會使事情越來越糟。人們應該也必須明白,艾滋病並不僅僅光顧所謂的高危人羣,對他們的醫學干預正是爲了保護包括你我在內的普羅大衆。筆者呼籲,對高危人羣的醫學干預就讓預防醫務工作者悄悄地進行吧,大衆傳媒在這時候還是走開一點的好——有時候,沉默也是一種美德。
(責任編輯:姚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