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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年,精英當俯首甘為孺子牛
這是中國傳統的牛年,也是五四運動90周年、建國60周年……或許這個牛年具有很多特殊的含義。然而,世界金融風暴仍然沒有過去,無論經濟還是社會發展,國人注定要度過相當困難的一年。
在面對困難與逆境之時,我們總是可以從傳統文化中信手拈來『同舟共濟』、『團結一致』、『上下一心』、『眾志成城』等等成語。克服時艱固然需要樹立一種共同的信念,而當下的中國社會是否具備同舟共濟的共同意識,則是一個非常嚴峻的問題。由此,我們不能不正視近年來,中國社會所面臨的分化與斷裂,以及由此而帶來的風險。
在過去兩年中,精英與草根的對立成為最顯著的社會景觀。矛盾的激化始於2007年初。當年,吳敬璉在兩會上炮轟春運火車票價不上浮。一言既出,這位被譽為中國經濟學界的『良心』的老人成為眾矢之的。到了夏天,茅於軾因『為富人說話,替窮人辦事』、『精英治國』論而引起巨大的爭議。在2007年尾,張維迎又因『大學漲學費對窮學生有利』而再次引起爭議。到了2008年,中國社會精英與草根的矛盾則激化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在過去的一年中,這種公共意見的對立在逼捐王石、范美忠臨震先跑、秋雨含淚、掌摑閻崇年、茅於軾反對18億畝耕地紅線、山寨文化大批判乃至一系列的十教授上書事件中頻頻現身,而在高房價的背景下不少房地產商的救市、挺市言論,以及股市暴跌引起的救市與唱空之辯,激發了一場商業精英與草根之間的短兵相接。對此,有受爭議人士認為,之所以會引起爭論的罪魁禍首有二:一是左派搗亂,二是民粹主義非理性發作。然而,卻鮮有受爭議者反思自身言論中所流露出的精英主義的傲慢,而這也正是草根炮轟精英的焦點所在。
縱觀這場持續發酵了兩年的PK,草根的矛頭直指商業精英與知識精英兩個群體。民眾最為反對的是知識精英與商業精英聯盟,知識精英利用『竊取』的公眾話語權而為商業精英的利益代言,從而影響政策制定,並進而侵害民眾利益。也許,正是出於這樣的擔心,以及缺乏有效的證據,草根對精英的批判與攻擊,一開始就帶有強烈的道德色彩以及盲目性。這也令某些遭受爭議的知識精英感覺非常委屈,認為是無妄之災,拒絕對話甚至利用自身的影響力試圖讓輿論消音。這反倒在社會上令精英與草根之間的隔閡愈來愈深。盡管,爭論的人事繁多,但錯綜復雜的表象難以掩蓋爭議的核心是利益之爭,是話語權之爭。其直接結果是導致民眾對精英的認同不復存在,精英為民代言的『合法性』喪失。
這場草根與精英的對決之所以發生,實屬必然。首先,這是改革進入深水區後各方利益博弈的必然,利益衝突與意識對立在公眾視野中更加明晰。在民眾看來,在近年來的房價狂?、通貨膨脹、股市暴跌中,其利益受損者地位並沒有改變,他們對精英把持改革話語權產生了失望甚至不滿。
其二,在缺乏正常的利益代言機制下,民眾與精英的決裂非常正常。由於缺乏正常的利益代言渠道,知識精英實際上也缺乏真正的為民代言的合法性。過去三十年間,民眾對知識精英的信任主要是基於文化傳統以及習慣,而知識精英為民代言、為民請命等也主要依靠自我道德約束。這種缺乏法律與制度基石的代言關系,注定是脆弱的。另外,中國知識精英的獨立性又是最成問題的,不但絕大多數知識精英要在體制內生存,而且很多知識精英偏偏又長袖善舞,在宦海、商海沈浮。所以,在利益矛盾激化之時,民眾拋棄知識精英亦屬正常。
其三,互聯網時代以技術進步打破了信息傳播的屏障,使民眾的自我啟蒙成為可能。這既動搖了自近代以來中國知識分子所扮演的啟蒙者的地位,以及其作為社會啟蒙導師的權威。互聯網既從技術手段上削平了身份的高度,也通過提供海量信息,打破了精英及教育機構對知識的壟斷。網絡使公眾獲得了接受信息以及意見表達的雙重主體地位,這就帶來了眾聲喧嘩,知識精英的聲音無論再響亮,也只是淹沒在其中的一種。在一個民眾可以進行自我啟蒙的時代,精英自然不可能繼續高高在上。
奧巴馬在就職典禮上說:『我今天站在這裡,因面前的任務感到謙卑。』這與魯迅先生的『俯首甘為孺子牛』當是一個意思。牛年到了,應對嚴峻的社會形勢,草根與精英未必達成共識,但精英保持謙卑的姿態,俯身向下,卻是消除對立,走向和解的開端,也是認清現實,找到對策的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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