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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伯:溫總理,根據您剛纔回答的,是不是可以這樣理解,您還是認為,中國政府應該堅持10年前所作的決定,即排除人民幣貶值的可能性。
溫家寶:我剛纔已經說得非常清楚,我們實行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在合理均衡的水平上保持人民幣匯率基本穩定。
巴伯:溫總理,現在我們知道,國際金融危機至少源於美國,美國有很多風險管理和監管領域的錯誤,但是也有人說,這場金融危機一部分的原因也是由於世界經濟失衡,比如他們指出,中國有2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對持這種觀點的人,您有什麼回應?
溫家寶:我認為這種觀點是荒謬的。這次金融危機始作俑者是某些經濟體自身經濟的嚴重失衡,主要是長期的雙赤字,靠借債保持的高消費。對一些金融機構,長期失去有效監管,使他們利用高杠杆率來獲取巨額利潤,一旦泡沫破滅,災難就留給了世界。一個有13億人口的發展中大國,目前人均GDP水平只相當於英國的十六分之一。我們急需資金進行建設,改善民生。那些靠舉債而過度消費的人反過來責難借給他錢的人,這不是顛倒是非嗎?中國有句話,叫豬八戒倒打一耙。我在達沃斯談到這個觀點的時候,大家是贊同的。
巴伯:溫總理,我想恐怕中國還需要繼續購買美國國債吧?
溫家寶:這件事確實很敏感,我們畢竟有巨額的外匯儲備,這些外匯儲備是需要加以經營的,購買外國國債是一種方式。但是是否繼續買,買多少,將根據中國的需要,並且按照外匯安全、保值的要求來決策。我們希望美國經濟好轉。我們也認為,當前穩定國際金融市場,對應對經濟危機,提昇市場信心,使國際經濟盡早復蘇是有利的。
巴伯:有人提出這樣一種呼吁,希望中國在外匯儲備中拿出一部分錢流轉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換取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更大的投票權,作為應對金融危機的辦法,中國對於這種說法有何態度?
溫家寶:我們主張,首先要改革國際金融機構,包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要增加發展中國家的份額,代表性和話語權。同時也要加強對國際金融機構貸款的監管,資金使用的監管。
巴伯:我問您這個問題是因為30年以來,很多人說只有資本主義纔能救中國,可是現在他們恐怕要轉變觀點。很多人說只有中國纔能拯救資本主義。
溫家寶:我不這麼看。我頭腦是清醒的。因為我們是一個有13億人口的發展中國家。我們面臨的任務是十分繁重的。我們要走的路還十分漫長。如果你到中國東部的城市,和倫敦差不多。但是你到中國的西部地區和農村,差距就很大。我堅定地認為,把中國的事情辦好,就是對人類最大的貢獻。我們堅持『三要』,就是要標本兼治,不要頭疼醫頭,腳疼醫腳;要加強合作,不要以鄰為壑;要把自己的事情辦好,不要把麻煩推給別人。
巴伯:那對美國而言,美國總統奧巴馬是不是在這個問題上給過一些保證呢?
溫家寶:從競選演說到執政很短的一段時間,我們看到美國新政府的表態。我們希望盡快同美國政府進行接觸,因為保持中美兩國之間的這種合作關系有利於整個世界的穩定、和平與繁榮。
巴伯:在這個問題上,我想進一步地再提一個問題。您這個回答是不是可以這樣理解,就是到目前為止,美國新政府,或者說奧巴馬總統還沒有向中國政府明確保證美國政府不會把人民幣和其他有關問題以咄咄逼人的方式加以利用來逼迫中國,或者是更願意在這些問題上照顧中國的關切?
溫家寶:在前天奧巴馬總統與胡主席的通話中,他表明了願意與中國加強合作的態度。但是美國內部也還是有雜音。因此我希望貴報替我傳遞一個信息,我們希望加強合作、共同應對危機。這是大局,符合兩國根本利益。
巴伯:我想呢,可能這個問題如果說存在的話,更多的是存在於美國國會中。對於美國國會您有什麼信息?
溫家寶:美國的自身制度我們不加以評論。但是最終起決定作用的還是美國政府的決策。他們應該用長遠的、戰略的眼光看待中國。在當前,特別應該緊緊圍繞攜起手來、共同應對金融危機、克服困難這個中心,推進中美兩國建設性的合作關系。
巴伯:我還想在這裡提一個有關中國外匯儲備的問題。現在中國政府是否打算使用部分外匯儲備刺激國內經濟增長,比如說用於財政投入。
溫家寶:外匯儲備是一個國家經濟實力的表現。我們正在研究外匯儲備如何使用。你們都是專家。外匯儲備是中央銀行用人民幣購買的,是中央銀行的負債,如果財政使用必須發行國債,購買來用。第一,我們正在探討、探索如何合理有效地運用外匯儲備來為我們的建設服務。去年,我們就發行1.5萬億元國債,購買了2000億美元的外匯,由中投公司運營,包括通過企業對外投資。第二,外匯必須用在國外,用在對外貿易和對外投資。因此我們希望用外匯來購買中國亟需的設備和技術。這是一個很專業的問題。
巴伯:現在國際社會對中國的期望越來越高了,中國也在采取進一步的措施加強研究可再生能源的投入力度。今年晚些時候將在哥本哈根召開氣候變化的國際會議。中國會不會在會議上簽署有關氣候變化的條約?
溫家寶:我前天在布魯塞爾同巴羅佐主席專門就這個問題進行了深入的交談。中國的觀點主要有三:第一,中國支持哥本哈根會議,支持應對氣候變化所采取的各項積極措施,支持發展綠色經濟,而且認為發展綠色經濟很可能是應對金融危機的一個新的經濟增長點。第二,在應對氣候變化上,中國是高度重視的,成立了以我為組長的國家領導小組,並且制定了第一份應對氣候變化的國家方案,據我知道,這也是發展中國家的第一份國家方案。我們在『十一五規劃』中已經制定節能減排的約束性目標,也就是每年單位GDP的能耗要降低4%,5年降低20%。前兩年我們沒有完成任務。2008年我們完成了。我們還將繼續把這種做法長期堅持下去。這也可以看作是中國自我限制的一種辦法。第三,中國難以在哥本哈根會議上承諾量化目標,因為中國還處在發展中。歐洲已經有幾百年工業化的歷史。我們纔有幾十年。我們有13億人口,但人均溫室氣體排放量比發達國家低得多,累計排放更低。但是我們仍然抱著積極的態度加強同歐盟的合作,特別是在節能減排、低碳經濟、環保技術上。
巴伯:溫總理,在采訪之前,有人告訴我,要問和政治有關的問題,得特別小心。
溫家寶:可以隨便問。
巴伯:有人說問這個問題得特別小心,因為用中國人的話來說,如果不小心就會被『戴帽子』、『穿小鞋』。談到中國未來政治體制的發展,您認為能不能在10年內實現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直選?
溫家寶:其實經濟和政治是不可分的,我還是想從經濟的角度來回答這個問題。我們正在進行的是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這兩個方面都是重要的。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成功,也不能保證經濟體制改革的成功。政治體制改革的目標就是要建設社會主義的民主政治,保障人民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的權利。我們要建立的社會應該是一個公平正義的社會,是一個讓每一個人在自由和平等的條件下得到全面發展的社會。這就是我為什麼很喜歡閱讀亞當·斯密的《道德情操論》的原因。亞當·斯密於1776年出版了《國富論》,他也寫了《道德情操論》。在《道德情操論》裡有一段非常精彩的論述,他說,如果一個社會的經濟發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眾手中,那麼它在道義上將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風險的,因為它注定要威脅社會穩定。我一直認為,公平正義是我們社會主義制度的首要價值。在西方人看來,中國人好像怕民主、怕選舉,其實不然。我今年在記者招待會上曾經講過,只有人民信任你,人民纔能讓你坐在臺上。我們現在實行的是村級的直接選舉,鄉、縣和不設區的市人民代表的直接選舉,縣以上實行的是間接選舉。但是我堅信,群眾能管好一個村,就一定能夠管好一個鄉,一個縣,也就能夠管好一個省。但要按中國的實際情況,發展具有自己特色的民主方式,循序漸進。
巴伯:所以就可以進一步拓展民主,提高民主的水平,讓人民可以發表不同的看法。
溫家寶:是的,一個政府不應該怕人民,應該創造機會讓人民監督和批評政府。
巴伯:我想,您又一次知道我在想什麼,因為准備采訪時我也有自己想引用的亞當·斯密應對金融危機的話。其實這句話也是來自您最喜歡的《道德情操論》。
溫家寶:這本書很長一段時間不引人注意,我覺得它的意義不亞於《國富論》。他只有兩次在《國富論》和《道德情操論》裡提到看不見的手,一只看不見的手是市場,一只看不見的手是道德。
巴伯:我可能早都已經記得非常清楚了。不管一個人有多麼的自私,但很明顯在一個人的本性中總是有一些原則,這些原則讓他對其他人的福祉產生興趣,能夠為他帶來幸福感和快樂的感覺。雖然他從別人的福利中並不會得到具體的好處,只不過他得到的好處就是能夠看到他人幸福。
溫家寶:我很欣賞這句話。
巴伯:再次感謝您能接受《金融時報》的采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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