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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關牧村以《一支難忘的歌》專場演唱會重現津門舞臺。功成名就之後,關牧村依然保持著熱情、坦誠、質朴的本色。人到中年的她,更增添了幾分深刻、幾分成熟,淳朴中蘊涵著雍容高貴——一種內斂的高貴、不媚俗的高貴。我追求精神上的完善
在中國歌壇,有一位嗓音獨特富有磁性的女中音,她的歌聲質朴、親切、醇美,宛如天籟。
她身世坎坷,卻不向命運低頭,終於從一個普通工人登上藝術的大雅。《打起手鼓唱起歌》、《祝酒歌》、《吐魯番的葡萄熟了》、《一支難忘的歌》……無不成為新時期中國音樂的經典。改革開放30年,歌壇留下她堅實而清晰的足印。
關牧村,對歌迷來說並非一個遙遠的記憶,因為她至今仍活躍在舞臺和熒屏上。
在慶祝天津歌舞劇院成立50周年系列演出中,關牧村的《一支難忘的歌》專場無疑是最大的亮點。
走進歌舞劇院排練廳,一襲黑色練功服的關牧村正手提麥克,與樂隊一起合練著。一首《吐魯番的葡萄熟了》不知唱了多少遍,她仍對每一個音符,每一處發聲認真處理,一絲不苟。
『對藝術之神必須恭敬之!』現場導演笑著為關牧村做了注腳。
身為全國著名女中音歌唱家、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的國家一級演員、首屆中國金唱片獎獲得者、全國三八紅旗手、全國青聯常委和新當選的天津音協主席,關牧村地位變了,生活條件優裕了,卻依然保持著工人的本色,熱情,質朴,坦誠,不為眼前的浮華所誘惑,不為一時的利益所驅使。人到中年的關牧村,更增添了幾分深刻、幾分成熟,淳朴中,蘊涵著雍容、高貴——一種內斂的高貴、不媚俗的高貴。
在接受本報獨家專訪時,關牧村敞開心扉,一吐衷曲,尤其感懷了對她走上藝術道路至關重要的幾位『貴人』——
母親給了我音樂天賦
記者:在中國歌壇,女中音可謂鳳毛麟角,加上你寬廣的音域,清新自然的演唱風格,對歌曲的深刻理解和演繹,受到幾代歌迷的喜愛也就不足為奇了。你獨特的嗓音條件是繼承了父母的遺傳基因嗎?
關牧村:是的,母親從小支持我唱歌。她在北京工作時向一位德國老太太學過唱歌,唱的也是女中音。她在學校教過音樂,後來到銀行工作。那時,母親經常帶我到她朋友家彈鋼琴,開家庭Party,使我從小受到音樂的熏陶。可以說,我不僅繼承了母親的遺傳基因,也是她發現和開掘了我的音樂天賦。她生前最要好的朋友鄧小姨(秀文)後來一看到我在電視上露面便對人說:『整個一個師姐的翻版(笑)!』說我是母親的『影子』,連相貌都與她酷似。可惜我年僅十歲時,母親就病逝了。她沒能看到我的演出,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遺憾。但我相信她在九泉之下會為女兒感到欣慰的!
音樂教師為我『啟蒙』
記者:失去了心愛的母親,你的音樂愛好是如何延續下來的?
關牧村:當時,除了母親的言傳身教,我還曾到少年宮學習音樂,受到過蘇勇老師的輔導。在天津69中學讀書時,我遇到了音樂教師常兆鏞。他教我學手風琴,帶我參加各種音樂考試,堅信我將來會取得成功。他是我走上音樂之路的『伯樂』,是我的第一個啟蒙老師。
記者:你當時唱什麼歌?
關牧村:(唱)『青青山藍藍天,青青山上野花鮮,青山下綠一片,麥浪滾滾望不到邊……』我不但唱得好,而且不懼唱,所以常老師總讓我在音樂課上為大家示范,唱完大家就鼓掌,那時我在校園裡已小有名氣(笑)。中學畢業後,我考上了天津音樂學院,但因父親的所謂『歷史問題』(其實是冤案)未被錄取。此後我被分配到工廠當了工人。
工廠是我最好的『大學』
記者:音樂學院沒有錄取你,未必就是壞事。想想看,如果你上了大學,在受到規范的同時丟失了自己的特色,還會有今天的關牧村嗎?
關牧村:對,這就是命運。該著讓我上工廠,當了七年工人。我從不認為這是『耽誤』。因為我多次參加天津市職工文藝匯演,為自己的歌唱之路打下根基。這是我藝術上一個重要時期,是我人生中最好的『大學』。我在工廠這個大熔爐裡得到鍛煉和考驗,我慶幸生活對我的『恩賜』。
記者:你真的乾過工廠的技術活兒嗎?
關牧村:真乾過。我在鋼銼廠當車工,後來改為第八機床廠,生產動力機的。我很快掌握了車工技術,能獨立操作機床了。工人師傅對我很好,我們建立了深厚感情,直到現在還有聯系。幾天前,他們還應邀到北京電視臺《愛音樂》專欄錄制一檔談話節目。這次《一支難忘的歌》音樂會,我還為他們預留了入場券。粉碎『四人幫』後,東方歌舞團調我去當演員,被天津挽留了。
施光南是我成功的『推手』
記者:在你生命的『貴人』中,施光南應該說是你成功的最大『推手』,《打起手鼓唱起歌》、《祝酒歌》、《吐魯番的葡萄熟了》,都是由他作曲,由你演繹後唱響全國的。
關牧村:沒錯,施光南對我來說是不可缺少的,沒有他作品的成就,也就沒有今天的關牧村。當時,他被壓抑的創作激情像火山一樣噴發出來,創作了一大批膾炙人口、雅俗共賞的藝術歌曲。我那時剛調入天津歌舞劇院,唱的第一首歌就是他作曲的《打起手鼓唱起歌》。當然首唱不是我,是羅天嬋。後來給我唱了。接著又為我寫了《吐魯番的葡萄熟了》、《月光下的鳳尾竹》和《請到青年突擊隊來》。這最後一首歌是為我量身定做的,因為我當時是全國青年突擊手標兵。
記者:你在與施光南的合作中,有哪些難忘的經歷嗎?
關牧村:有。電影《海上昇明月》。本來,劇作家艾明之以我的人生經歷為藍本,創作了電影文學劇本《會唱歌的小草》,發表在《十月》雜志上,但因屬於『傷痕文學』,我當時又很年輕,不適合以傳記的形式搬上銀幕。但上影廠劉瓊等老藝術家仍不死心,就把施光南和我接到上海,以施光南一部以大海為背景的聲樂套曲為基礎,策劃了故事片《海上昇明月》,我在片中飾演一個漁家女。後來,施光南又將出訪印度、巴基斯坦帶回的音樂素材,為我量身定做了一部歌舞劇《吉卜賽姑娘》。因為他知道我還能跳舞(笑)。音樂構思已接近完成了,他卻英年早逝,留下了不盡的遺憾……
記者:如果他還活著,一定會為你打造更多歌劇、歌舞作品,你的藝術涉獵將更加廣泛。
關牧村:所以,人生不是十全十美的,總有缺憾,總有不盡如人意之處。這就是人生,真實的人生。要勇於面對,不要回避,也不要狂妄自大,或自暴自棄。這也是人生一個修煉和積累的過程。
沈湘助我躍上『龍門』
記者:在你的演唱事業如日中天時,你又到中央音樂學院深造,當時很多人不理解,認為你不過想鍍鍍金而已,是這樣嗎?
關牧村:當然不是(笑)。你知道,女中音不太好唱;美聲,中國人不太接受,但如果將美聲與民族唱法糅合在一起,又保持我親切自然的演唱風格,就可能做到雅俗共賞。沈湘開始也有顧慮,覺得我已成名,教得好,人們會說她本來唱得就好;教不好,會說你把學生帶壞了(笑)。我考上音樂學院後,施光南特意找沈湘商量,為我量體裁衣,確定因材施教的方案。沈湘是個非常好的長者,他不厭其煩地教我大量藝術歌曲。頭兩年,同學們都唱歌劇了,我還在唱小歌,心裡未免急躁。沈湘看出我的心思,笑說:你按我的要求唱,別管別人。果然,到第三年我唱大作品時感到非常輕松,在演唱技巧上產生了一個飛躍。沈湘評價我是『自然美的心靈流淌出自然美的聲音』。
愛人使我更深刻更有境界
記者:在經歷了一次失敗的婚姻後,你找到了自己的如意郎君。能談談愛人江泓對你人生的意義和影響嗎?
關牧村:他在思想上為我把關(笑)。他原是團中央宣傳部長,喜歡研究哲學、文學、佛學。他很有思想和創意。我們出版過一本書《一支難忘的歌》,這次天津演唱會也用了這個名字,就是他的創意,已成了我的品牌。他在世界觀、生活態度、工作態度、人生境界的追求上給了我很多幫助、啟發,使我的人生路、藝術路走得更正、更穩。團中央的朋友都發現我認識他後有了深度、有了境界(笑)。我們一起追尋真理、追尋人生的真諦。比如老子的《道德經》,我學得很入迷,也建議年輕人都學學。我以前就有善良的天性,有『善根』,學了聖人的思想後,更主動自覺地投身慈善事業,盡自己所能為社會多做奉獻。我把佛學大師的禪語、也是我的人生格言編成歌,錄成專輯,你聽(唱):『以感恩的心面對世界,以包容的心和諧自我,以分享的心回報大眾,以結緣的心成就事業。』我為自己確定的人生目標是:『向上,不斷精進;向善,多做好事。』我覺得這是我最大的幸福。
不為浮華所惑追求精神完善
記者:當前的歌壇,新人層出不窮,『天王』『天後』滿天飛,各種演出、大賽異常活躍,卻缺少經得起時間考驗的藝術歌曲,你對此怎麼看?
關牧村:很正常,音樂發展到今天這是一種必然現象。大浪淘沙,好的歌曲、精品會被觀眾記住,流傳下去;不好的、低俗的很快被淘汰。越在這時,越要保持清醒的頭腦,多創作演唱一些能讓觀眾靜下心來慢慢欣賞、品味的東西。這也是我在天津歌舞劇院成立50周年時,舉辦《一支難忘的歌》演唱會的原因。通過它,向天津的父老鄉親們匯報、也是回報,借此推動一下優秀民族歌曲的創作和演唱。這是我們這一代歌唱家不可推卸的社會責任。
記者:但歌唱家不如歌星被包裝炒作得那麼火熱,『身價』也不如他們高,對此現狀,你心裡感到平衡嗎?
關牧村:我從未感覺被冷落、被邊緣化。喜歡我演唱的觀眾依然喜歡著,我不能辜負他們的期望。我不會為眼前的浮華所迷惑,繼續做自己應該做和願意做的事情。流行歌星開演唱會一場賺幾十萬、幾百萬,說明演出市場活躍、繁榮,我不跟他們比這個(笑)。金錢只是身外物,生不帶來死不帶走,那不是我的追求。我追求精神上的東西、心靈上的東西,這是金錢難買的。我只想給大家帶去歡樂,同時自己的精神世界也得到昇華。真善美的東西是經久不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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