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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什麼煙、抽多少、完不成任務怎麼處理……公安縣政府竟出臺『紅頭文件』,對這些問題作『明文規定』。根據文件規定,全縣一年計劃抽煙23000餘條,如按每條煙170元的標准計算,全縣的單位一年要抽掉近400萬元,纔能完成任務。(見5月3日楚天都市報)
看了這個令人啼笑皆非的荒唐規定,許多人想不明白:政府部門又不是追求猛料的狗仔隊,出臺如此雷人的文件到底為了什麼?其實,在報道中,公安縣卷煙市場整頓工作領導小組成員陳念祖已經給出了答案:公安縣每年煙草稅收流失很大,出臺這個指導性意見,意在引導公務人員為地方經濟做貢獻。
有人認為陳念祖的解釋道貌岸然,也許不是真正原因。筆者對此卻毫不懷疑。地方政府通過『規定用煙』、『規定用酒』等辦法,來保護當地企業以及自身的財政收入,這是地方保護主義最原始的表現方式,許多年前被痛批之後看似隱匿起來,其實是以一種更隱蔽的方式存在著。現在,以應對金融危機的名義,從地方發展的『大局』出發,地方保護主義再次『冠冕堂皇』地浮出水面,這在一些人的思維定式裡,是自然而然、順理成章的事情。
地方保護主義早已是眾矢之的,但這個『眾』卻往往不包括實施者自身。地方保護主義體現的是一種『臭豆腐』式的實用主義心態:聞起來臭,吃起來香,於他人不利,對自身有利,於全局有害,對個體有益。正因為地方保護主義具有這些特點,能令實施者獲得自身利益,纔導致其屢禁不絕。在當前金融危機的大形勢下,更容易在一些人心裡形成市場。
公安縣政府不惜下發『紅頭文件』,為公務人員的抽煙『立規』,除了地方保護主義的影子,從中我們還可以隱約看出這樣一個利益格局:稅收上去了,經濟發展了,仕途也就順暢了,政府官員由此獲得了政治利益;政府集中采購,每月檢查進度,違者嚴格扣罰,相關部門由此獲得了經濟利益;指定香煙,指定用量,甚至指定價格,煙草行業由此獲得了驚人的商業利益。
由此看來,政府用『紅頭文件』為抽煙『立規』的行為,怎一個『雷人』了得。這種損人利己的短視行為,往遠了說是與科學發展觀背道而馳的,往近了看於應對金融危機也是有百害而無一利,必須堅決擯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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