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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逢『五四運動』90周年,『五四』作為紀念日和青年節的價值和意義得以重新彰顯。關於青年使命、歷史真相、文化優劣及『五四運動』功過是非等等的討論分外熱烈。討論多元化未嘗不可,但其中有些論調,竟是為『五四』以來的青年人獲得了更多的重視而擔懮,為『五四』啟蒙了青年人對社會現象和公共事務的憤怒意識而不安。這些觀點令人如鯁在喉。
比如,畫家陳丹青近日參加鳳凰衛視節目,認為『五四』以來有一種『青年崇拜』的現象,他說:『當時激進的知識分子都認為中國老舊、頑固,所以希望在年輕人』,於是當『國家發生大問題,到了一個大的歧路要做一個決定,要有人出來叫的時候,都是學生在那兒,十幾二十來歲的小青年。所以有一個百年幼稚病在那兒,一直是幼稚的,一直是未完成的,一直是急躁的、極端的。』
5月4日《東方早報》刊發的一篇評論,則為90年前『五四運動』時梁漱溟先生讓鬧事學生『遵判服罪』的主張未被采納而惋惜,『如果在當年,梁先生的一士諤諤真能壓倒千夫諾諾,歷史從此被改寫,也許現在就少了許多憤青。可嘆五四的怒火蔓延至今,一代不如一代,我們被迫生活在了一個憤青-糞青的年代』。
依筆者看,如是邏輯行似生吞活剝,跡近刻舟求劍———前者是對歷史和現實的肢解,後者則是對所謂理性、法治等信念的刻板而又濫用。
首先,中國真有如陳丹青先生所謂的『青年崇拜』現象嗎?在某些特殊的時期,也許確實出現過這種苗頭,但嚴格說來,整體上並非如此;甚至,我們非但沒有『青年崇拜』,還不乏『青年蔑視』。恰如有論者所分析的那樣:『經過20世紀的不懈努力,中國已然成功地走出傳統的老年型社會,而進入到一個中年人主政的時代。無論是社會物質資源的掌握、制度安排的權力,還是觀念表達的機會,不是青年人,而是中年人,纔是這個社會真正的強力集團。』
確實,『嘴上沒毛,辦事不牢』的青年在中國從來都不曾獲得太多尊重和青睞,所多的仍然是對權力和權威的崇拜。因此,當前青年的就業,有許多並不取決於其自身真實的能力;青年人網上發帖還有可能被拘,影響公共事務的渠道和能力還相對缺乏———在真正有『青年崇拜』傾向的社會中,這種現象顯然不會發生如此之多。
是故,即便中國社會真像陳丹青所言是有『病』的,一直以來主要也不是幼稚病,而是老邁病。94年前,陳獨秀先生在《敬告青年》中抱怨:『吾見夫青年其年齡,而老年其身體者十之五焉;青年其年齡或身體,而老年其腦神經者十之九焉。華其發,澤其容,直其腰,廣其膈,非不儼然青年也;及叩其頭腦中所涉想,所懷抱,無一不與彼陳腐朽敗者為一丘之貉。』如此狀況,正是當年先賢們發起『新青年』、『新文化』運動的主要原因。
因此,中國的問題,並不在於『五四』或『青年』得太多,恰恰相反,即便到現在仍然是這種精神還被發揚得太少,在於老年式的保守太頑固。因此,『五四精神』迄今仍然有著其無以掩蓋的魅力和無從抵消的價值。中國近30餘年來力推改革開放,而且改革開放能夠取得卓然成績,也恰恰說明了這點———改革開放的本質是銳意進取,更貼近於青年人的本質。
其次,青年人對社會的敏銳感覺和因不平而生發憤怒,是一種可貴的品質,不僅完全沒必要為青年人對某些事情的衝動上綱上線,必欲令其『理性』而後快,全面看來,對這種『憤怒的能力』更應該細心呵護纔是。誠然,如果憤怒走向失控,很可能會有一定的破壞性,好心辦了壞事者也是常見的。但是,假如青年人淡去了衝動的意識,社會恐怕便將失去一些自新的推力。兩害相權,容忍青年人的憤怒,哪怕需要為此付出一些代價,也是值得的。更為關鍵的是,試圖用所謂的『理性』壓制青年人的衝動,讓他們不生氣、不憤怒,大約也是個不可能的任務。
事實上,無數歷史已足以證明,青年人的衝動和活力,是每個時代最為生生不息的力量;抑壓這種力量,注定勞而無功,費力不討好。在這一意義上,動輒以高高在上的姿態將憤青形容為『糞青』,所羞辱的不僅是那些憤怒的青年,其實也有羞辱者所謂的『理性』自身。不是嗎?竟有自詡『理性』者為先人擔懮,痛惜於90年前的火燒趙家樓的『五四』青年們不夠理性,沒有『遵判服罪』,痛惜於只有梁漱溟『一士諤諤』,還有比這種想法更引人發噱的嗎?如是『理性』,不要也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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