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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城市是否具有文化氣息,很重要的標志之一,是它是否擁有藝術底蘊。沿著『海河文化帶』巡游你會發現,它擁有音樂廳、天津美術館、新文化中心這樣的文化節點,不但串接起了城市的風情,更將它的藝術史蘊涵其中。
評判城市的藝術史,要看它曾貢獻過何樣的人纔,催生過何種流派,留下過什麼樣的作品,在藝術教育、演出機構、社會風尚等種種方面,是否有讓人羡慕的資本。而今,我們就將以這樣的目光去搜尋我們的藝術史。
五月的陽光下,地處小白樓的音樂廳門前,顯得頗為安靜。它的正門仍然緊閉,上面貼著字條,上寫『前廳施工』的字樣。不過在半月之後,它就將重新開放,迎來首場演出。
這座白色的歐式建築雖然經歷了改建,但基本維持了原貌。修葺一新的外觀,在小白樓一帶頗為顯眼,常常能吸引即將結婚的新人前去拍攝婚紗照——如果你能親臨那裡就會感覺到,在商業街、地鐵站這些現代城市元素遍布之地,音樂廳確實顯現了獨有的典雅色彩。
如果能登高遠望,在音樂廳的西南處,能看到天津大劇院,再略偏東一些,是中華劇院。它們和音樂廳一樣,是市內常舉辦音樂會的地方。諸多名家都曾在這些地方留下了華麗的身影,今年四月份,日本著名指揮家小澤征爾先生在天津大劇院指揮演奏了拉威爾和貝多芬的作品;而在今年十月份,百老匯的經典音樂劇《貓》也將首度來天津演出。
除了輕巧的波浪聲,海河之畔從來就不曾少了充滿激情的樂聲。
『從某種意義上說,一方水土不僅會養育一方人,也會養育一方的音樂。』天津音樂學院的靳學東教授對記者說道。六百年的時間,給了這座城市足夠的機緣去形成其獨特的音樂文化。
人們常說,天津以河海之地接納八方之人,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多元化的文化特點。天津是個具有包容性的城市,它能促生本土氣息濃厚的事物,也樂見異域元素的出現與存在。在音樂領域,這一點也不例外。
靳教授說,就傳統音樂而言,天津的民族器樂不僅品種多樣,而且『津味』十足。這其中既有土生土長的『津門大樂』『沽上小吹』,也有在天津生根安家的『天津十番』『天津法鼓』等等;委婉旖旎的『江南絲竹』有之,用於祭祀孔子的、素雅的『丁祭音樂』亦有之,可謂色彩紛呈,風格獨特。
天津音樂的傳承,可以追溯至很遠。靳學東說:『就拿津門大樂來說吧,它是由傳統吹管樂器和打擊樂器組合而成的,和全國各地那些有特色的鼓吹樂一樣,源頭可以追溯到秦末漢初引入中原的鼓吹樂。從明代開始,軍隊的出征凱旋、官府的迎送、祭祀、節慶、典禮等儀式,在天津都離不開大樂的參與。』
天津人對音樂有著天然的親近感,將津門大樂形象地稱之為『嗚哩哇』,在新婚前夜,還經常用大樂熱鬧一下,而入夜之後,往往還要演奏『沽上小吹』這樣的樂種。天津人不但把它們融入在生活裡,有事沒事兒的時候,還常常在《神鞭》那樣的影視劇裡露上一手,讓其他地方的人也欣賞欣賞。靳教授說,津門大樂甚至引起過西方人的注意,早在上世紀初至上世紀三十年代,英國百代公司和美國勝利公司曾先後在津錄制了《雁落》《鶴齡》等大樂樂曲。
如果追溯天津音樂歷史的話,你還能聽到『天津十番樂』這樣的名詞。靳教授介紹說,十番樂本源於江南,乾隆年間,天津人吳君軼在蘇州學會了它,使之流傳到天津,並形成了北方的特點,和江南的韻味頗為不同。這種比較高雅的音樂需要很多人和樂器同時演奏,技法要求也高,在清末一度盛行。
天津的音樂暗含了天津人的性格。現在的年輕人可能大多不知道『天津法鼓』了,而在當年的皇會上,它絕對是不可或缺的元素。據說,天津法鼓最初來源於李自成軍隊中的演奏,當李自成兵敗,部下散落至天津時,被本地人學會了。也許正是軍隊的特性賦予了它一種陽剛氣,靳學東說:『它綜合了音樂、舞蹈、武術、美術等很多元素,形式上顯得特別雍容、威嚴,節奏也鏗鏘、熾烈。天津人的粗獷豪邁、爽朗樂天,幾乎都體現在其中了。』
從肅穆豪邁的大樂,到清麗的小吹,從本土的法鼓,到源於異地的十番,天津早期的音樂在包容並蓄之中發展、傳承了下來。而西學東漸之後,當西方音樂也在中國大地漸次流行時,天津的音樂又一次經歷了這樣的過程,距離我們目下熟悉的音樂文化越來越近了。
海河之畔多纔俊
近現代天津音樂界可謂群星璀璨,除了土生土長的沈湘、李光羲等人外,張肖虎、李德倫、施光南、王莘、曹火星等人的藝術生命也在此放出了耀眼的光芒。
趙元任是一位在天津出生的音樂大家。他8歲回到老家江蘇常州,中學時代開始隨美籍英語教師嘉化夫人學習鋼琴,在美國留學時曾選修作曲和聲樂,並廣泛涉獵西歐古典音樂和現代音樂。同時,他在從事語言學研究的過程中,又接觸了不少民間音樂。雖然對於他來說,音樂只是『副業』,但他終其一生都與音樂為伴。他隨身攜帶有五線譜的小本,一有靈感就寫,以至於他的女兒說:『他的許多音樂作品,都是在刮胡子的時候創作的。』他一生創作了歌曲、鋼琴曲100餘首,其中包括我國第一首鋼琴曲《和平進行曲》和被廣為傳唱的《教我如何不想她》。
沈湘的父親早年留學法國,家中珍藏著大量西洋古典音樂的老唱片。從小接受音樂熏陶的沈湘經過在燕京大學、上海聖約翰大學和上海國立音樂學院的學習,終於成長為第一位在中南海演唱《黃河頌》的歌唱家。和沈湘一樣同為男高音的李光羲則因主演新中國成立後的第一部古典歌劇《茶花女》而成名,多年來演唱的深受歡迎的曲目多達百餘首,《太陽出來喜洋洋》《祝酒歌》等更成了一代人的記憶。
天津是培養音樂人纔的一方沃土。出生於重慶、在天津接受音樂教育的施光南在這裡創作出了《最美的贊歌獻給黨》《趕著馬兒走山鄉》《打起手鼓唱起歌》等名曲,著名作曲家王莘寫出了豪情萬丈的《歌唱祖國》,曹火星的《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也誕生了……只要海河水在流,他們的創作就永不枯竭。
有眾多的人纔為依托,天津的音樂演出也很興盛。池元元、沈湘、茅愛立、劉金定等曾在天津大光明影院、天津猶太俱樂部舉行多場音樂會;當時受聘於天津工商學院的張肖虎指揮他的學生樂團,在光明影院演出過莫紮特作品音樂會;津門歌唱家李洪賓、茅愛立等曾攜手在天津中國大戲院首演由張肖虎作曲並指揮的四幕歌劇《松梅風雨》……音樂聲中,這個城市的繁華和個性得以彰顯。
江山代有纔人出。如今,關牧村、蔣大為、劉維維、劉歡、於文華、劉和剛等『天津產』音樂人,依然是中國音樂界的超豪華陣容。海河之畔的天空上,依舊群星閃耀。
【鏈接】
中央音樂學院最初落戶天津
天津最早培養音樂教師
去年,天津音樂學院迎來了五十歲生日。行外之人怕是少有知道,這裡原來曾是中央音樂學院的所在。
天津音樂學院原工會主席楊為先生曾經系統整理過校史,他給記者講起了一些往事。事情要追溯到新中國成立前不久。當時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三大藝術院校,其中就包括中央音樂學院,起初曾先後考慮在北京、南京設址,但最終綜合多方因素,還是將校址定在了天津,也就是現在河東區十一經路一帶,天津音樂學院的北院。
楊老師說,那時的河東區與河西區有一水之隔,並不像現在建有跨橋,而是靠擺渡渡人。當時的河東雖然偏僻,但搖櫓水上,風吹波紋那畫一般的情境,頗合音樂學院的氛圍。
這所高級別的院校,當然會集中優秀的師資,從解放區東北魯藝音樂工作團、燕京大學、南京國立音專等地抽調來的,以及從海外歸來的許多師生,組成了最初的教師隊伍,其中相當一部分人後來留在了天津。
1958年,因為在北京找到了安置之地,中央音樂學院終於要搬遷了。由於當時天津是河北省的省會,出於本地區的考慮,省裡打算在其舊址上建立新的院校,即河北音樂學院。1959年5月,河北音樂學院正式更名為天津音樂學院。當時經過權衡,中央音樂學院留下了一部分師資,而河北音樂學院的雛形也基本上按照前者進行了復制。
中央音樂學院教授梁茂春曾撰文說過,中國交響音樂的一個重要歷史事件,就是『直隸學務公所附設音樂體操傳習所』的設立。
這個音樂體操傳習所,成立於1908年。據教育史研究者張紹祖先生介紹,它當初設在河北大經路勸業會場東直隸學務公所後面,也就是今天的河北區中山路一帶,管理者李僑曾畢業於日本東京音樂學校,而聘請的教師中,也有一位畢業於日本音樂學校的日本人。
張先生告訴記者,傳習所首期學員的學制是兩年,在音樂方面,設有唱歌、和聲學、獨唱、中西管樂、洋琴、風琴等課程,要求學員選學一種樂器,每星期一合奏。傳習所為市裡培養了最早的一批小學音樂、體育教員,也成為了國內最早培養音樂體育師資力量的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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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是非常有音樂傳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