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六百年人口之變

　　6月11日是中國人口日，根據聯合國的預測，21世紀中國將迎來老齡人口高峰。據社會學家郝麥收教授介紹，天津市人口老齡化已經走在全國『前列』——全國第一個老齡化城市是上海，然後是北京，第三就是天津。

　　1860年以前，天津完成了從軍事城鎮向傳統商業城市的轉變，這個過程持續時間相當漫長，佔了天津城市歷史四分之三的時間，且人口增長緩慢，直到開埠前，城市人口不過20萬左右。但在1860年開埠之後，由於對外貿易的發展，特別是近代工業的興起，天津迅速成長為我國北方最大的近代工商業城市。在城市經濟發展的帶動下，人口也在迅猛增長：1925年，城市人口突破100萬；到新中國成立前，人口最高峰值超過190萬，幾乎是開埠時的10倍。1949年，隨著社會制度發生根本性轉變，人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上世紀五十年代，天津城市人口激增，到上世紀六十年代初，中心市區人口超過了300萬——這也是天津歷史上城市人口增長最快的時期。此後，盡管城市人口增長速度趨緩，但總量仍持續增加。與新中國成立前天津城市人口增長主要靠人口遷入不同，新中國成立後的增長主要是人口自然增長。伴隨著人口數量增長，人口素質和人口結構也都發生了顯著的積極變化。

　　考古資料發現，天津薊縣北部的燕山南麓地區早在商周時期就有了一定規模的人口聚落。現在的市區部分，尤其是東部地區，出現人口聚落的時間相對晚些，但最遲到戰國時期，現在的天津城區也應有了不少的居民點。迄今為止，考古學家已在天津市郊發現戰國到西漢初年的村落遺址四十多處，其中還包括了多處戰國時期的墓群。

　　【早期天津】

　　人口變遷

　　『鹽』『漕』蕩滌下的

　　人口變遷

　　據專家介紹，天津地區的開發長期與鹽業和漕運的發展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它們的興衰直接制約著天津的經濟發展和人口聚集。

　　瀕臨渤海的天津原為鹽鹼荒地，鹽業資源豐富。早在西漢時期，天津的鹽業就已經有了相當的基礎，漢武帝實行鹽鐵官營政策，全國設置三十五處鹽官，天津境內就有兩處。雖然制鹽業的發展一度帶動了天津的人口增加，但在西漢末年天災人禍不斷，尤其是渤海灣發生了一次歷史上罕見的海嘯，致使天津地區在內的渤海西岸村落遭到嚴重破壞，一些縣治也被迫內遷，鹽業生產蒙受巨大打擊，由此直到南北朝時期，天津地區的鹽業生產纔逐步恢復發展。當時很多人從事『傍海煮鹽』的活動，到了五代，後唐於同光三年(925年)在今天津寧河縣內設置了蘆臺鹽場，專事制鹽。據記載，這個鹽場一度擁有灶丁(煮鹽人)393人，灶地544頃，煮鹽大鍋46口，規模甚巨。煮鹽也在很長時間裡成為古代天津地區人口所從事的一項主要勞動。

　　漕運是天津地區另一項重要的經濟活動。天津地處九河下梢，具有天然便利的水運條件和交通優勢。因此，早在一千多年前，封建統治者就在天津地區修建運河。隋大業四年(608年)，經過天津地區的永濟渠，南接沁水，北達涿郡(今北京西南)，成為天津地區南北交通水路大動脈，它與通濟渠、江南河等運河一起，形成長達數千公裡的京杭大運河。運河漕運對促進南北地區的經濟文化交流，促進運河沿岸地區經濟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對天津地區人口聚集也產生了積極影響。

　　隨著鹽業和漕運的早期開發，天津地區居民逐漸增多，特別是隋唐時期，由於京杭大運河的開通和海運的發展，天津的人口已有相當規模，並且在今天市區三岔河口一帶形成了一定的人口聚落。但由於唐後期的戰亂和北宋時期的軍事對峙，加上黃河第二次北遷入津，破壞了河運與海運，致使已經形成的人口聚落難以繼續存在，聚居活動也隨之分散到今天天津市的一些郊縣地區。

　　【專家】

　　郝麥收：天津將成『超級城市』

　　對於天津城市人口規模發展的前景，天津市人口學會副理事長郝麥收表示非常樂觀，他認為天津的人口發展前景廣闊，因為天津是發展型城市，是中國經濟發展的『第三極』，這給了它很大的發展機會。『經濟和文化大發展，人口自然也會大發展。天津的現實人口大約有1200萬，未來還會不會再發展？我認為會，10年以後天津的人口將達到1500萬。』

　　天津作為中國北方的經濟中心，人口承載量是相當大的——任何一個城市一旦成為經濟中心，必定能夠承載數量眾多的人口。『我認為將來天津成為北方的經濟中心，必定也會成為一個人口中心。』但他也表示，目前制約天津人口發展最大的障礙是水資源匱乏，不解決水的問題就很難實現人口的發展。『一個辦法是「引江濟津」，把長江水引入天津，至少可以解決500萬人的用水問題；另一個方法是海水淡化，這可以輕松解決一到兩百萬人的用水問題。還有一個辦法是利用自然水，比如雨水的積存——可以很容易解決上百萬人的用水問題，但這個方法現在還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

　　郝麥收認為，天津人口發展的另一個特征是高度城市化和工業化。『天津是我們的天津，也是全國人民的天津。我們在發展天津、貢獻天津的同時，也要學會享受我們的城市。』

　　【鏈接】

　　『掃盲運動』與『全國前列』

　　新中國成立前，天津進行過兩次聲勢浩大的掃盲運動，但收效甚微，這與當時的社會環境和人們經濟條件有很大關系。盡管教育水平不盡如人意，但在時值動蕩之年的中國，天津的教育發展狀況居然仍能位於『全國前列』。

　　上世紀初葉，天津市人口整體文化程度不高。在1928年北平社會調查所與南開大學社會經濟研究委員會對天津132戶工人家庭進行的調查顯示，100個識字的人中，除7人不明外，上學超過四年的僅有7人，佔識字人數的7%；上學未超過四年的高達86人，佔識字人數86%之多。即便是一般被認為是知識分子相對集中的政府機關，職員受教育程度和文化水平也屬偏低。在這種情況下，天津當局曾展開過兩次掃盲運動，第一次是在1924年由天津縣政府組織，另一次是1941年天津特別市政府組織的。兩次掃盲運動盡管范圍廣且聲勢浩大，但無奈彼時百姓首要解決的問題並非教育，而是溫飽——生活在貧困中的人們，又哪裡有接受教育的經濟條件呢？

　　雖然教育狀況不甚理想，但根據上世紀四十年代的統計資料顯示，1945年全國學齡兒童入學率為12.5%，1946年天津的學齡兒童入學率是46.2%——這比全國平均水平足足高出33.7%。另據統計，1946年全國在校中學生佔全國人口0.333%；同年，天津中學生在校人口佔天津總人數的0.95%。無論小學還是中學，天津的教育狀況要遠遠好於全國平均水平，這說明『盡管天津教育發展狀況不甚理想，但當時仍處於全國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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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民人口

　　促進發展

　　在《天津人口研究》中有這樣的統計：1941至1942年天津共有商號17501家，其中天津籍資本主開設的商號有5782家——超過半數以上的商號都是外埠移民開設，足以說明『外資』對於天津商業的影響。與天津本地的『土著資本』相比，這些『移民資本』在天津商業的發展中也佔據了舉足輕重的地位。

　　在這些移民資本中，來自河北、山東等地區的資本綜合佔據了總量的三成以上，遠遠超過土著資本。在全部資本中佔據最大比重的資本來自於銀行業，當時在天津的北四行——鹽業銀行、金城銀行、中南銀行和大陸銀行，其資本組成多是由股份或是由當時的政府與銀行合作形式聚集而成。天津的銀行資本或來自軍閥與官僚們及外埠私人等投資，或系外省市銀行在天津設立分行，基本非是來自天津民間，因此也可算是移民資本。由此可見，『移民資本』在很大程度上彌補了天津發展過程中資本的不足，極大推動了天津的經濟發展。

　　在這一期間，移民人口投入到工業中的資本總量是土著資本的兩倍多，投入與運輸業的資本是土著資本的四倍多，這不僅大大促進了天津的工業與運輸業發展，也使得天津在開埠後，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迅速由傳統的商業城市發展成為工商業城市。有學者指出，土著資本在進行投資時往往有『偏食』跡象。以天津為例，土著資本對於鑄鐵業、成品銅業、橡膠業、保險業、皮貨業、染紙業等業務極少涉足，這些業種正是依靠了移民資本的支橕纔得以發展。移民資本不但對天津工業的生產與發展有所促進，而且對天津經濟結構、經濟部門的完善也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