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都發生公交車燃燒事件，導致百餘名乘客傷亡之後，網上出現了幾段現場的視頻，其中觸目驚心的畫面和淒厲的哭叫聲讓每一位看過視頻的人都產生一種想上前救人的衝動。

　　正因如此，不少人對這幾段視頻的拍攝者均提出質疑:『你為何不去救人？』

　　這些視頻，使許多人得以直觀地知曉現場到底發生了什麼。但同時，這也意味著，拍攝者放棄了參與對受難者的救助。因此，這些視頻和它們的拍攝者，正陷入爭論的漩渦。

　　大概少有人意識到，也許在不久的將來，我們中的許多人，都將面臨同樣的選擇。

　　隨著電子時代的進步，拍攝等記錄方式，已不再是記者和專業人員的特權。大多數普通人身上，都能找到可以攝像的手機和數碼產品。與此同時，災難時常發生，我們常有機會身處現場。

　　英國倫敦地鐵爆炸事件的手機照片、汶川地震發生後的私人視頻，無不是這種私人記錄在災難發生時的優秀之作。它們在災難無可逃避的前提下，為人們留下了珍貴的資料。

　　一個『公民記錄』的時代已經來臨，並將為我們更好地了解生活做出貢獻。然而一道難題也伴隨而至:面對災難，我們將怎麼選擇？是立即奔向前盡綿薄之力搶救，還是在一段距離之外拿起手機等工具，為其他人傳遞信息？

　　事實上，同樣的倫理困境，存在於新聞界已逾百年。在這個以記錄事實為最高追求的團體裡，許多人都困惑不已，對於正在發生的苦難，是應該恪守職業道德，做一個忠實的記錄者，還是應該遵從基本的人的道德，扔下機器，參與拯救苦難？

　　要知道，很多時候，拍攝苦難本身能使人們獲得對抗苦難的信心和勇氣。正如同記錄災難能使人們感受對災難的痛恨和對同類的愛心。這樣說來，記錄和參與，是一個難以兩全的選擇。現在，每一個人都成了記錄者。面對6月5日那輛燃燒的公交車，人們在施救和旁觀之間，有了第三種選擇。從而，以往只存在於記者身上的道德衝突，將被加諸更多人。正如其中一個視頻的拍攝者那樣，被許多人質疑:為什麼寧肯站在遠處拍攝，也不肯抄起身邊的鐵錘，去砸碎玻璃，救那些正被大火吞噬的生命？

　　所以，是不是該拍攝，真那麼容易回答嗎？恐怕未必。救助必定是第一位的，但是，如果有那麼一兩個人選擇打開攝像機，我們該如何評判？

　　這是一個值得思考的話題，這是一個日益普遍的困境。它應該得到廣泛討論，因為這關乎人們心裡一些最珍貴的東西:愛、真相，等等。□張偉

　　拍攝災難現場也是救助行為

　　雖然經驗告訴我們，網民的判斷在大多數情況下都是對的，但在這個問題上，我卻認為參與炮轟的『炮手』們很可能犯了一個錯誤。理由很簡單，拍攝現場也是一種搶救行動。從某種意義上說，把災難發生時的情況用攝像機的鏡頭詳細地記錄下來，和衝進火場直接救人的功勞不相伯仲。

　　為什麼這麼說呢?

　　首先，這些來自第一現場的視頻，會給人巨大的震動，這會比任何宣教都更有效地促使公眾繃緊安全這根弦。

　　其次，這些慘烈的視頻也必然會促使公眾追問:慘劇究竟是如何釀成的？無疑，這種追問也會對有關部門形成巨大的壓力，促使他們盡快查明事件的真相，給社會和公眾一個實事求是的交代。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這些視頻會為分析事故的原因，找到肇事者提供最珍貴的第一手材料。任何認真的調查者，都絕對會重視來自現場的第一手資料，其中目擊者的證詞往往被認為是最重要的材料之一，而事件發生時拍攝的視頻資料，甚至是比普通的目擊者證詞更重要的資料，因為警方可以從中直觀地看到事件發生時的情況，進而找到至關重要的重大線索。

　　在筆者看來，當一個涉及到公共利益的突發事件突然出現在眼前時，除了不能趁火打劫或做冷漠的看客外，每個人都可以采取最適合自己的方式介入到事件中去。我們不難想見，由於事發突然，現場的目擊者不可能人手一部攝像機，而事故發生在鬧市區，在救人、報警等都有人去做的情況下，把正在發生的事件拍攝下來，並提供給事故調查部門，很可能就是最有價值的舉措。

　　部分網民之所以對視頻的拍攝者進行『炮轟』，在我看來，關鍵在於把對道德的理解狹隘化了，即把某種特定的行為和道德聯系起來，這樣一來，就難免會出現責備賢者的情況。實際上，衡量一件事情是不是道德的，關鍵要看其產生的客觀後果是不是有利於社會？是不是有利於大眾？如果是，則是道德的；如果不是，則是不道德的。□常夢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