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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深刻地改變着世界,也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深刻地被世界改變。
金融危機發生以來,中國政府積極應對,推出了以4萬億元經濟刺激計劃爲代表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今年前5個月的統計數據顯示,我國的經濟運行已經呈現出諸多向好信號。輿論普遍預測,中國經濟有望在世界主要經濟體中率先回暖。當然,也有論者提醒人們留意經濟企穩跡象背後的一些隱憂,諸如信貸增長過猛、產能過剩、通脹預期等,認爲復甦將是一個長期且充滿不確定性的過程。
儘管對中國經濟是否觸底、未來走勢如何尚存爭議,但至少在一個問題上是沒有分歧的,那就是:經歷了這場危機之後,中國的經濟版圖必將深刻改寫。
區域發展格局生變今年一季度,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同比增長6.1%。雖然創下17年來的季度最低值,但面對一派蕭瑟的全球經濟,這一數據仍頗顯亮麗。而在全國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當中,有11個省區市以兩位數的增長速度成爲惹人注目的“明星”。其中,有9個省份位於中西部地區(中部4個:湖南13.1%、安徽11.6%、湖北和江西均爲10.2%;西部5個:貴州15.9%、內蒙古15.8%、廣西12.9%、四川10.8%、陝西10.2%),東部地區則只有天津(16%)和江蘇(10.2%)。這一現象引起了媒體和學界的關注。
衆所周知,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實行的是先沿海後內地的梯度發展戰略,由此形成了“東強西弱、南快北慢”的區域經濟格局。但在此次全球金融危機中,東南沿海省市因其外向型的經濟特點,首當其衝。中國經濟的兩大傳統引擎——珠三角和長三角都遭遇重創。一季度,廣東、浙江、上海的經濟增速分別爲5.8%、3.4%和3.1%,均低於全國水平。
與此相對應,一季度中西部佔全國經濟總量的比重提高約1個百分點,東部佔全國的比重則降低了近2個百分點。兩相比較,可以說,經濟發展長期滯後於東部的中西部省份,正集體展示出一種追趕的姿態。
實際上,從上世紀90年代末開始,我國的區域經濟發展思路就已由非均衡發展向統籌協調發展轉變。近10年來,中央相繼確定並實施了西部開發、東北振興、中部崛起等多個區域發展戰略。然而,客觀地說,中西部地區同自己縱向比,的確進步很大;橫向比,同東部地區的差距並未縮小,反倒還有繼續拉大的趨勢。
此次金融危機在某種程度上,爲中西部地區的趕超計劃提供了機會。筆者注意到,一些內陸省份不約而同地提出了“彎道超車”的口號。江西省的一位官員解釋說,彎道追趕肯定比直道追趕更容易。
今年以來中西部地區的經濟高速增長,主要是投資拉動的結果。在以基礎設施建設和工業項目爲主的4萬億元投資計劃中,大項目投資明顯向中西部及東北地區傾斜。國家發改委的數據顯示,一季度,西部和中部地區的城鎮固定資產投資分別同比增長46.2%、34.3%,高於東部地區19.8%的增長率,也高於28.1%的全國平均水平。按省域看,一季度投資增幅超過50%的8個省份,全部是中西部及東北省份;增幅在20%~50%之間的17個省份,也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區。
除了東西部之間的這種變化,南北差距縮小也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動向。以天津濱海新區爲龍頭的環渤海地區發展勢頭迅猛。一季度,天津增速達16%,名列各省區市首位。並且,以往在環渤海區域內相互關聯度不高的京津冀、山東半島、遼東半島三大板塊,也開始呈現出競爭合作的新跡象。
有分析人士用“重大變化”、“重新洗牌”來形容區域經濟出現的嬗變,這種表述或許有些誇大,畢竟中國區域經濟的基本架構尚未改變,而且中西部主要靠投資拉動的經濟高增長能夠持續多久也需要觀察。但毋庸置疑,區域經濟發展的不平衡狀況正在悄然破局,無論從地區協調發展的長遠角度,還是平抑金融危機影響的現實角度看,這種變化都彌足珍貴。
產業結構調整提速
今年1月~2月,國務院陸續出臺了鋼鐵、汽車等十大產業調整和振興規劃。這十大產業,都是在此次金融危機中遭受較大沖擊的產業,也都是在國民經濟中佔據舉足輕重地位的產業,其中九大工業行業的增加值佔全部工業增加值的比重接近80%,佔GDP的比重約爲1/3。規劃不僅有助於解決這些產業目前遇到的實際困難,緩衝金融危機對中國的影響,而且可望成爲中國產業加速實現升級改造、結構調整的助推器。
剖析當前中國經濟所面臨的困局,實爲內部和外部因素疊加的結果。其直接原因固然是美國金融危機的負面衝擊,導致我國的外需驟然收縮,外向型企業出口減少、經營困難,進而影響到內向型企業;與此同時,我們更應該認識到,中國經濟內部長久存在的增長方式粗放、轉變不到位等問題,纔是最核心的原因。
多年來,我們欣喜於中國經濟的連年高增長,沉醉於中國成爲“世界工廠”,卻往往忽略了這種以出口爲導向,以生產要素的低成本爲依託,以勞動密集型、資源密集型產業爲特徵,以生態破壞和環境污染爲代價的增長模式,實則隱藏着巨大的風險——不僅其本身的發展不具有可持續性,而且一旦外部市場有風吹草動,我們就會無可避免地成爲受害者。
正因爲如此,中央在制定4萬億元刺激經濟政策以及後來的十大產業調整振興規劃時,一直強調要把“保增長、擴內需、調結構”有機結合起來。
綜觀十大產業調整振興規劃,“調整”二字被置於“振興”之前;在每個規劃當中,“技術改造升級”、“淘汰落後產能”、“兼併重組”、“自主創新”等等,更是近乎一致的關鍵詞。可見決策層對於產業結構調整的重視。在截至5月底已經下達的5620億元中央政府公共投資預算中,有412億元投向了支持企業自主創新、技術改造及服務業發展。
除了推進傳統產業的升級轉型之外,加快培育一些節能環保、技術領先的戰略性新興產業,使之成爲新的經濟增長點,也是中央明確宣示的發展方向。特別是風電、太陽能等新能源產業以及與此相關的新能源汽車等產業,都是政策鼓勵和扶持的重點。市場已經開始對此作出積極反應。據《財經》雜誌調查,新能源企業正成爲產品需求增長較快的行業之一。
然而,總體而言,產業結構調整知易行難。最近幾年,由於重化工業對經濟增長的巨大帶動力,許多地方罔顧當地的資源和環境承載能力,大幹快上重化工業項目,“兩高一資”產業遍地開花;而在當下應對金融危機的情勢下,“保增長、保就業”的即期目標與“調結構、促升級”的長遠目標之間又潛存着一定的衝突,一些地方政府很可能傾向於優先考慮前者,爲單純追求經濟增長而再度盲目投資,從而使低水平重複建設現象擡頭。對於此種苗頭,務必保持足夠警惕。須知,“保增長”乃治標之舉,“調結構”方爲治本之策,治標的目的在於爲治本贏取時間和奠定基礎,決不可本末倒置。
產業結構調整還有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大力發展服務業,謀求三次產業對經濟增長的協同帶動。作爲現代服務業的一個代表性行業,物流業入選十大產業調整振興規劃傳遞出一個明確的信號:中國經濟結構的主體已經到了由高能耗、高污染的加工製造業,加快向低能耗、高效益的服務業轉變的新階段。我們不能只做“世界工廠”,更要做“世界服務提供商”,服務業將是未來中國經濟發展的源頭活水。
“國進民退”引發擔憂
較之於區域經濟、產業結構在應對金融危機過程中發生的變化,不同所有制成分的際遇更令人關注。
種種跡象顯示,國有企業——特別是央屬大型國有企業——很可能成爲此次危機過後的最大贏家;而以中小企業爲主體的廣大民營企業則前景堪憂,甚至有被“邊緣化”的危險。
自從金融危機波及中國經濟以來,民營經濟就處於一種頗爲尷尬的境地。一方面,東南沿海地區的外向型企業多爲中小民營企業,這些企業是遭受危機衝擊最直接、最劇烈的羣體;另一方面,鑑於民營企業在市場機制、安置就業等方面的優勢,它們又被寄望成爲拉動經濟走出不景氣週期的重要力量。
中央去年推出4萬億元投資計劃之初就曾表示,要以中央投資帶動地方政府和社會投資。溫家寶總理今年年初視察天津時重申,政府要創造公平競爭的環境,在應對金融危機中進一步發揮民營企業和民營資本的作用。
但是,實際狀況不容樂觀。
先從資金的角度觀察。多家媒體和研究機構在基層的調研發現,許多中小企業和民營企業反映,並未或很少從國家大規模的刺激經濟計劃中受惠。在4萬億元投資計劃中,大型基建和工業項目佔了相當大的比例,這些項目幾乎被國有企業和各級政府部門所囊括。而對於衆多中小民營企業來說,融資難仍是它們生存發展的瓶頸。
在這種情況下,政府資金非但無法有效地吸引、帶動社會資金,達到“四兩撥千斤”的效果,甚至還對其產生了擠出效應,市場自主回升的動力也就很難形成。
再從產業的角度觀察。十大產業調整和振興規劃中,鼓勵兼併重組、做大做強是其共同的主調之一,國有企業無疑將成爲最大的獲益者。一些產業規劃的細則,乾脆列明瞭擬重點扶持的“龍頭企業”名單,幾乎無一例外是大型國企。
改革開放的經驗表明,破除壟斷、開放市場、放松管制,激發民間資本和民間創業力量的參與熱情,纔是中國經濟蓬勃發展的根本動因。此番應對金融危機,假若僅僅倚靠政府主導的投資拉動,而沒有民間投資和民營經濟的跟進,將很難形成穩定、持續的經濟回升,並且還有可能“綁架”財政,陷入支付危機和通貨膨脹的新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