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衛生部統計，截至6月30日18時，我國內地共報告810例甲型H1N1流感確診病例，已治癒出院496例，313例在院接受治療，1例居家隔離治療。全球阻擊甲型H1N1流感疫情刻不容緩。

　　翻開歷史資料，百年前的天津曾多次出現疫情，在醫療條件尚未完善的時代，天津人就懂得運用安全檢疫、隔離治療等手段。根據史料記載，清末的一次“海南拍雷克瘟疫”傳染到天津的時候，隔離區就設在今天的曹妃甸。

　　天津老海關

　　十九世紀末，海南爆發了一種名爲“拍雷克瘟疫”的疫情。由於缺乏資料證實，很難說清這種瘟疫究竟是鼠疫還是瘧疾、登革熱之類的病情，但可以想象的是，它的傳染性很強，以至於當時的天津海關不僅對來自疫區的輪船要進行特別檢查，還特別開闢了曹妃甸作爲隔離區對感染者進行“封閉治療”。

　　根據天津檔案館查閱的資料顯示，當時的天津海關針對這次瘟疫特別指定了“查驗輪船進口章程”。章程要求海關監督與各國領事館立即覈查對照新關電報，明確國內的疫區範圍，安排每個檢查船隻上都必須配備一名醫生。

　　對於從疫區駛來的船隻，即使經由其他港口繞道而來，也必須要在桅杆上懸掛黃色旗幟，在攔港沙外燈船的西南方向拋錨等候查驗。根據記載，掛黃旗的船隻停泊後，帶着一名醫生的小船將緩慢駛近該船並向船主問訊：先問此船從疫區開出幾天了；再問行駛途中有沒有染病的人，到攔港沙以前有無死者。船主必須照實回答。

　　按照“章程”規定，如果掛黃旗的船隻從疫區離岸行駛超過八天，途中也沒有生病的人，醫生就會上船逐個檢查，查明情況要麼立即准許通過口岸，要麼命令再停泊幾天。船隻從疫區離岸行駛不足八天的，就會讓船隻在燈船西南側停候滿八天，停泊期內如果沒有病人或死者，醫生才上船查驗情形，確實沒有感染者，就允許通行；否則仍要繼續停留，不準與其他船隻來往。

　　船隻從疫區離岸行駛滿八天後，如果有人發病，醫生可以命令船隻在燈船西南停泊，情況嚴重的，必須駛往曹非(妃)澱(甸)，讓病人上岸治療。從疫區離岸行駛超過八天，在海面停泊時也沒有染病的人員，醫生檢查後將按照批示的薰抹方法對船隻進行消毒處理，消毒之後，纔可以通過口岸。

　　按照章程，船隻在指定地方拋錨後，除了複雜檢疫的醫生，任何人都不允許登船，船上的水手、乘客等也不準私自下船，所有的貨物行李也必須留在船上，禁止搬運卸貨。負責檢驗的醫生一絲不苟，如果他們認爲哪一件行李當中可能隱藏着病菌，這件行李就立刻被“隔離”單獨儲存在某個地方，直到徹底消毒後才允許帶走。　簡化檢疫需反覆確認　天津口岸對待疫情的態度始終謹慎。1910年冬天起，我國東北自黑龍江大部分地區開始流行鼠疫。幾個月過後，疫情得到控制，但謹慎的天津口岸仍然保持對所有北方來的船隻進行嚴格的檢疫流程。

　　1911年的春夏之交，日本領事按捺不住，寫信向天津海關道說情，希望簡化由營口、安東兩地抵達天津船隻的檢疫程序。有關官員對於日本領事的描述不敢確信，於是“電詢安東、營口兩關道查復去後”。安東的官員覈實情況後，給天津的官員打來了電話：“安東自瀋陽疫症發現，即首先防範，遇有北來商旅，無論火車、陸路，均扼要留驗隔離，去冬迄今，無一患疫者。”這位官員還說，疫情初發的時候，朝鮮的新義州等地爲了防止疫情流入，特別增派了憲兵沿岸巡查，不讓中國人過江。過了正月，日本多次派人到安東調查，確信安東不是疫區了，從安東到朝鮮的人們也不再接受檢查，所以說安東應該是安全的“無疫區”了。

　　確定了營口、安東兩地已經沒有疫情，這位官員還不放心，又特意調查了營口、安東等地貨物的種類來源。直到確信“至安埠運津貨物以木杆爲大宗，皆封河前積存之件並非來自有疫之區，在安出口客貨故無須消毒隔離”，這時候，這位官員才獲准日本領事的申請，有條件地簡化了部分檢疫程序。

　　“志願者”三大措施預防傳染

　　根據上述記載，染病的患者將被直接送往曹妃甸接受治療。關於如何防疫治療，檔案中也有詳細記載：

　　檢疫人員是由醫學院的醫生和海關的工作人員共同承擔的。檢疫人員平時在攔港沙燈船附近停靠的輪船上等候，除了檢疫人員的船隻，還有一條滿載官兵的兵船隨時待命，對不配合檢查的船隻施壓。查船的時候，檢疫人員帶上事先準備好的各種藥品，登上一隻小舢板，駛向被檢查的船隻。除了一天兩次的日常巡查，檢疫人員還要負責給船隻上的輕度患者分發藥品，發藥的時候，檢疫人員只能喊話傳送，不許登船。

　　作爲隔離治療區，曹妃甸的所有漁民被提前驅逐，不允許繼續逗留；澱(甸)內和尚及看守燈塔的工人也不能任意出入。澱(甸)內搭建了用於治病療養的數座大棚，棚內備有各種藥品，病人只能在大棚內休息活動。官府號召懂得醫學常識的社會人員到隔離區照料病人，凡是願意留在曹妃甸照顧病人的工人或士兵，官府負責提供優厚的工資。如果是各國的教士或慈善人士願意前往曹妃甸照料病患，一般都被推選爲“管領”。

　　所有照顧病人的志願者，必須在曹妃甸隔離區駐守，直到病人痊癒、疫情消失八天後才能離開隔離區。爲保障澱(甸)內病患、志願者的日常飲食需要，每兩天就有一隻小舢板運送食品藥物一次。“志願者”照顧病人時，每天要用藥油塗抹身體，被照料之人也應用藥油擦身體，隨身攜帶鼻菸或用燒酒塗抹嘴脣，進行簡單的預防。依照當時規定，所有因病致死的人不能掩埋，屍體用麻袋裝好墜石沉海，全部費用由有關單位統一安排支付。

　德璀琳“封港”防日本瘟疫

　　光緒五年五月二十六日，德璀琳(英籍德國人，1877年至1904年，先後三次出任海關稅務司)向天津海關的鄭藻如借船，期限暫定半個月。不爲別的，就因爲日本鬧瘟疫，天津大沽的入海口要“封港”。

　　德璀琳的信寫得很像樣，一上來先表明“封港”並非他的發明，而是一個保證內陸安全的好辦法。“查各國凡運別國有瘟疫傳染之症，即留船在海口查驗，不準病人進口，法至善也。”

　　1880年，瘟疫從歐洲一直蔓延到了日本，有人說是人染上了雞瘟，也有人說是鼠疫傳染給了人類，但無論是哪一種原因，這場瘟疫聽上去非常恐怖。德璀琳在信中這樣描述：“本司現聞日本國瘟疫甚劇，凡得病者半日即死。”爲此，上海的港口已經實行了封閉檢查，“天津亦宜照辦”。爲了檢查全部日本方向駛來的船隻，有關部門準備在大沽口外設專人負責稽查，“以免津人傳染”。但德璀琳沒有小輪船，所以他只好向中國人求助：“特爲函致貴道查照，即布轉飭。‘摻江’‘鎮海’船暫借扦手乘坐，假半月後再察訪該國病勢減少，再當酌撤也。”

　　從時間上來看，這並不是天津歷史上“安全檢疫”方面最早的記錄。天津通志記載，最早的衛生檢疫工作應該源自清咸豐十年(1860年)，天津海關聘英籍檢疫醫官，駐塘沽從事衛生檢疫工作。清同治六年(1867年)，天津設官立牛痘局，司天花預防工作，從此，天津市開始有了預防防疫機構。

　　直到將近四十年後，專門負責檢疫的衛生局才姍姍來遲。清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十月九日營口多次發現時疫，波及沿海。各國駐中國總署集銀一萬兩，中俄鐵路局助銀一萬六千兩和各地洋行捐助共三萬兩，在營口、天津、山海關等處設衛生局、養病所，共需銀五萬兩，其中二萬兩系由中國各官商募集。這一年，天津海關開始辦理檢疫。第二年，大沽炮臺附近成立了大沽檢疫醫院，內設一等病房8間，二、三等病房9間，四等病房樓1棟，可以算是天津“傳染病醫院”的雛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