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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份兩次調高油價導致尷尬不已,主要不是該不該調,而是時機選擇失當。兩大巨頭人工、管理、財務成本過高等因素,也是油價虛高的次要因素。
中石化“權威人士”突然站出來公佈一份油價構成賬單,讓油價成爲一個靶子,那張不合時宜的“賬單”,恰好成爲導火索。
油價虛高,對製造業和運輸業傷害最大,在眼下則影響宏觀經濟整體復甦(包括成本和心理預期),還打亂了經濟運行節奏。相對次之的利益受損者是私家車主。但每次油價上調,或者油價下調慢半拍,企業普遍逆來順受,日益龐大的私家車主羣體,也很少有人公開站出來表達“憤怒”。相反,每次表達“油價憤怒”,總是以時評圈爲主打。多少有點“皇帝不急太監急”之意味。
十多年前聞油價虛高,筆者反覆撰文痛斥的幾個重點分別是壟斷、價格管制和暴利。近十年來,國內石油供給結構、投融資方式、企業屬性、油價調節手段均在變。
結合6月份兩次上調油價及當下“油價憤怒”,先說供給結構之變。早年石油自給自足還有少量出口,如今自採與進口各佔一半。自採油與進口油價格不同,後者高於前者,自採油價政府可控,後者需隨行就市。到了煉廠,兩種成本不同的原油一攪和,政府很難對實際煉油成本作精確監控。這是導致油價虛高的一個原因。
再說投融資方式之變。過去以財政撥款爲主,如今則主要依賴企業利潤和市場融資。每聞兩大巨頭爲“亞洲最賺錢公司”,把暴利收繳國庫的呼聲就一波波釋放。問題在於,改財政撥款爲“企業留利”恰是1984年“經改”的起步原點。重回歷史原點此路不通!考慮到石油缺口擴大,國家鼓勵兩大巨頭海外擴張,所需鉅額資金全部由財政承擔根本做不到。於是,筆者經多年觀察,虛高的油價中的確暗含着幫助兩大巨頭籌資的因素。
又說企業屬性之變。早年,石油壟斷既是行政的又是自然的還是計劃經濟體制造成的。今天的石油壟斷行政成分在減弱——變化緣於資本市場。兩大巨頭雖仍歸國家控股,但作爲國際化上市公司,股權畢竟已多元化,其經營行爲在一定程度上已受市場規則的制約。因此,兩大巨頭受國家特殊支持,仍帶有行政壟斷成色,但主體成色是市場化加國際化的上市公司。既屬上市公司,就得對全體股東負責,因而每逢國際油價劇烈震盪,在兩大巨頭的煉油環節,國家不得不對其進行補貼(國家利益也隱含其中)。
接着分析油價調控手段之變。早先油價歸“看得見的手”說了算,兩大巨頭一上市,“看不見的手”已有一定話語權。事實是,甭管發改委的“油價調控機制”是否起作用,這幾年的油價始終是“兩手”共同調整所形成的。另外,今日西方譬如美國,油價也不是完全的“自由價”,政府也常作行政干預,差異只在人家是通過投放原油戰略儲備作間接干預。中國也在建立原油戰略儲備,但要形成平抑油價的能力,須費時十年甚至更長。6月份兩次調高油價導致尷尬不已,主要不是該不該調,而是時機選擇失當。
此外,兩大巨頭人工、管理、財務成本過高等因素,無疑也是油價虛高的次要因素。經以上梳理可見,“油價憤怒”難撼油價虛高格局,至於以開通氣會平息“油價憤怒”,筆者以爲大可不必,油價的事現階段越辯越糊塗。
(作者魯寧,媒體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