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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繼愈愛國心相伴悠悠學術路
7月11日凌晨4時30分,我國著名哲學家、宗教學家、歷史學家、國家圖書館名譽館長任繼愈先生因病醫治無效,在北京醫院逝世,享年93歲。
任繼愈為人低調,盡管其學術成果對當代中國具有深遠影響,卻堅持不出自己的全集,也拒絕學生們為他出紀念文集,對身後事更是交待一切從簡;他直到今年2月仍每周一和周四到國家圖書館上班。
如今,任繼愈離去,他的諸多事跡纔通過朋友和晚輩們的講述,呈現在公眾面前。
建立宗教學會和無神論學會
在任繼愈擔任過的諸多職務中,有兩個身份看起來是完全對立的。一個是中國宗教學會會長,一個是中國無神論學會理事長。而且,兩個學會都是他親手建立的。我國佛教史專家杜繼文從上世紀60年代就與任繼愈交往,杜繼文介紹,任繼愈創辦的這兩個學會恰恰代表了他在學術上的兩個重要貢獻。
『他最大的學術貢獻是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和辯證法來研究中國哲學史,並開闢了用馬克思主義視野觀察宗教問題的先河。』杜繼文總結。而且就在國際學術界普遍認為『中國無宗教』時,任繼愈提出中國的儒教就是宗教,而教主就是孔子。這一理論的提出,是認識把握中國傳統文化的重大基礎性貢獻。這些研究涉及到提高民族素質的重大問題,對當代中國和日本等國家都產生了不可估量的深遠影響。
杜繼文回憶,任繼愈曾說過『社會主義不僅要脫貧,還要脫愚』;還說過『什麼叫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實踐相結合,就是同中國愛國主義相結合』。在任繼愈一生為學中,他正是將這種愛國情懷,這種對國家前途的懮思深深融入到學術研究中,這在中國現當代學者中,並非人人都能做到。
愛國愛事業不愛金錢
任繼愈的門生、北京大學圖書館系教授白化文說,在自己眾多的老師中,任先生有一大特點別人並不具備。『他實際上指揮組織了很多國家級國學研究項目,比如《中華大藏經(漢文部分)》、《中華大典》等。』有一天,白化文接到老師的電話,說《中華大典》的民俗典要交給自己編。『我那時候已經七十多歲了,還有糖尿病、高血壓等,就說我哪能成啊。結果,說了半天,他最後撂下四個字:就是你了。我哪敢不接啊。』接下來的日子裡,白化文深切感受到,任繼愈從來不當掛名的主編。『其他卷的主要負責人也都是他挑選的,編纂中的原則、方向等重大問題他都親自定奪,重要稿件都要過目。』
同樣感受到任繼愈如此認真的,還有杜繼文。他記得,為了勸說自己參與編纂《中華大藏經(續編)》,91歲高齡的任繼愈還在大冬天裡,一級一級臺階爬了5層樓,找到自己家裡來勸說。而且,在五六個人組成的編委會中,任繼愈拿的工資僅僅是自己的一半左右。『他組織大家編輯這些大工程,從來不想錢的問題,有時候晚輩們覺得他有點兒「愚」。他愛事業、愛國家,卻不愛金錢。』就在今年,任繼愈已經住院後,還趁身體稍微好轉出院時,直奔有關國家領導人家中,商議這部書的編纂問題。
不出全集的大師
如今,任繼愈去世,人們卻發現,和他交往的漫長歲月中,老先生從沒有拉著別人為自己事忙活過。正如他的老師熊十力評價的:『誠信不欺,有古人風。』
國家圖書館副館長張志清對任繼愈先生的九十大壽印象頗深。『那天大家都在館裡開會,館辦的工作人員說今天是任老的生日,大家就准備給他過生日,但他堅決反對,勸了半天,最後還是全體鼓掌,就算把生日慶賀了。』
其實,任繼愈的八十大壽、七十大壽等也都沒有專門慶祝過。他的助理李勁回憶:『他曾經對子女說,不過生日是因為在這樣的時候人們都會說些違心的話,比如「長命百歲」,沒有必要。』他的學生們也曾想借他過生日之機,編輯一些紀念文集送給他,也被他婉言謝絕。
李勁說,老先生也不願意出版自己的全集。『他覺得一個人不可能寫的所有東西都是有水平的,全集裡一般都是有水分的,那還是不要出好。』
任繼愈早年著作《中國哲學史》曾影響一代中國青年,文藝評論家謝璽璋就是其中之一。前年,謝璽璋在擔任同心出版社常務副總編時曾提出要再版這本書,任繼愈便專門和他談話:『這本書不適於現在出,因為裡面的很多觀點現在需要修訂,但我自己沒有時間,這個事情必須我自己負責,不能讓學生來做。』謝璽璋又提出給老先生出版一本隨筆集,也被謝絕了。『他說這樣的書太多了,不好。』正是這些點點滴滴的事情,讓晚輩們感慨,如此低調在當今學術界已不多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