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張許多年前的黑白照片，幾個男子正在看着鏡頭。最前面的一個包着頭巾，皮膚黝黑。在他的身前是一個長木架，架子中插着許多奇怪的東西。今天的年輕人早已不識這些事物，而上年紀的人或者知道，它們叫做“籤”。木架後面那個包頭巾的男人，就是憑籤吃飯的搬運工，也叫腳行工人。

　　在最近出版的由周利成和王向峯編著的《舊天津的新生》一書裏，收錄了這張照片。書中詳細講述了建國後公安機關維護天津治安、肅清舊惡勢力的故事，而廢除腳行也是其中之一。

　　轟轟烈烈的平津戰役之後，天津迎來了解放的朝陽，在新中國成立六十週年之際，回顧解放後的歷史，能看出一個國家的新生給一個城市帶來了怎樣的轉變。

　　爲此，本版將在九月推出“紅色檔案”系列，從細節入手，查找舊檔，走訪當事人，歷數解放後在政治、經濟、城市環境、生活方式等多個領域發生的變化，尋找紅色年代裏留下的非同尋常的記憶。

　　對於上年紀的人們而言，或許能從中發現自己曾激情澎湃的身影，對於年青一代來說，當他們從書本、電視中看到這些特殊年代的文字與畫面時，或許能在這些記憶裏找到人們爲之奮鬥的原因。

　　六十年，一甲子的風雲，看上去彷彿彈指一揮間，實際上是一部厚厚的大書，永遠也翻閱不完。本組撰文本報記者張玥

　　“抽死籤”與“打死白打”

　　剛纔提到的籤，是腳行——搬運業中的一個符號般的事物，腳行頭們要憑簽入股，靠籤分紅，工人們則靠籤作爲身份的識別，以籤的數量計算酬勞。

　　腳行的“工作”不光是搬運，還常因爲利益紛爭，涉及打架鬥毆。舊天津爲人熟知的“抽死籤”就與腳行有着密切的聯繫。工人們被驅使去參與惡鬥之前，要經過抽籤決定自己的命運，輕則打一架了事，重則丟掉性命。

　　這看上去如黑社會一般的情節，其實就是腳行的生態之一。這是一個壟斷行業，“規矩”極多，工人掙錢多少、給誰幹活，全由腳行說了算，沒自由，沒溫飽，還得隨時準備玩兒命。絕大多數人不得不屈服在這種制度下，因爲那些“規矩”之中，有一個不成文但頗具殺傷力的說法：違犯家規，打死白打。

　　官惡勾結控制腳行

　　天津地處九河下梢，運輸業自古就有，但早先都是工人與商家自行協商搬運的具體事宜。

　　情況在清代發生了變化。當時各地官員到天津，行李等物均由居民來負責搬運，起初是官府指派，後來則由專人負責，一個行業就此產生，“腳行”的名字也就出現了。

　　晚清時期，隨着租界的出現，原在租界生活的居民失去了田地房舍，許多人被迫選擇從事搬運工作，致使大量腳行出現。早在腳行誕生之初，官方就對其進行徵稅。腳行和官府之間的聯繫極爲密切，不管是清政府，還是國民政府或者日僞政權，都是腳行頭腦們勾結的對象。雖然腳行經歷了從“官腳行”到“運輸業同業工會”這種形式上的變化，但說來說去，無非就是官方承認行內各種勢力範圍的存在而已，屬於換湯不換藥。有了官方做依靠，腳行頭們當然底氣十足，膽大妄爲，視人命如草芥了。

　　建國後廢除把頭制度

　　1949年3月12日，在天津市內的飯市腳行，一個新的組織成立了，人們發現它有了一個新名字：搬運工人服務站。在隨後兩個多月的時間裏，共有18個這樣的服務站出現。

　　人們隨後又有了一個發現，和以前的腳行相比，服務站裏少了一類人：腳行頭。

　　因爲在當年的1月15日，天津迎來了解放，市內的搬運與運輸市場，已經由天津市人民政府公用局運輸事務所進行統一管理，服務站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成立的。工人開始當家作主，舊社會的所謂“規矩”“家法”自然要被廢棄。

　　成立後，服務站做的第一件事是將舊腳行等級森嚴的“把頭制度”取消。當年6月，搬運工人工作委員會等組織成立以後，開始逐步將腳行頭清理出工人組織。從1949年9月份開始，兩個工作團進入搬運工會開展工作，隨後班、組、隊等各級不同的勞動組織紛紛建立起來，並開始實行與以往有着本質區別的勞動制度：同工同酬、按勞取酬。工人們掙錢再也不靠籤，而是自己評議分配所得。而且更重要的是，工人再也無需像在舊社會那樣，爲了腳行頭們的利益生死相搏了。

　　徹底清除惡勢力

　　從一統天下到“靠邊站”，腳行頭們當然受不了這種變化。據《舊天津的新生》講述，在整個行業被新政權接管後，二十幾個大把頭開始和政府搗亂，又是“告狀”又是阻礙工人蔘加服務站，甚至幹出違法勾當，仍希圖用當年黑道般的辦法搶奪自己的利益。

　　其實早在1949年7月，市公安局就對這些把頭進行過訓話，提出過警告。但這些人置若罔聞，還是通過擾亂市場、派人混入工人隊伍等手法搞破壞。

　　新政府對待惡勢力，當然不會聽之任之。從1950年6月開始，天津對腳行把頭進行全面登記，釐清他們在建國前的身份，調查他們的罪行。幾乎就在同時，數名最大的腳行頭子先後被捕。隨後就是萬人控訴大會的召開，對有嚴重罪行的腳行頭子的審判也迅速展開。

　　1950年12月，舊天津最有勢力也最臭名昭著的袁文會被判處死刑，他就是昔日腳行中最大的頭目之一，接下來的三個多月時間裏，劉德山、巴延慶等大腳行頭子也被判處死刑，舊惡勢力和積存了無數血淚的腳行制度一起被歷史埋葬了。

　　天津接管紀實

　　時間定格在了1949年1月15日下午，在經歷了29個小時的激戰後，解放軍對天津的總攻結束。當日，有兩位姓黃的軍官進入市內，一個是黃克誠，一個是黃敬。對於這個城市來說，他們有着極爲特殊的身份，前者是天津軍管會主任，後者則是天津市市長，管理這個北方重鎮的任務，落在了他們頭上。

　　其實早在平津戰役開始後不久，接管天津的組織人員就已經確定，中共中央從當時的華北局、華北政府等機構中抽調了七千多位幹部，聚集到離天津不遠的勝芳進行前期準備。

　　隨後，許多指導性的文件被制定，在《關於接管天津的任務與方針》這份文件中，能清楚地看出共產黨人在接管天津後面臨的幾個最關鍵的問題。

　　文件中列出了四大任務：肅清敵人、進行接管、徹底改造、建設生產。在提及接管時文件裏說道，要把“所有在天津的一切國民黨反動派的行政的、文化軍事的機構、公營企業與國家財產，全部接管起來”。當時共產黨人十分清醒地意識到，“這種接管任務在執行中要快，而管理卻是長期的任務”。

　　同時接管者們還針對天津的具體情況，在“徹底改造”這個任務中指出了一點，即“天津從來就被本國的封建反動勢力與侵入的帝國主義勢力所長期統治”，所以“要從生活上、思想上、組織上、作風上予以徹底改造”。

　　對於文件、房屋、檔案等物資，接管者們要求完整接收，而對天津市內存在的各類組織，要進行區分，而後對待以保留、解散、摧毀三種方式，而對於“舊職員”，則要在甄別後再採取不同的對待方式。

　　在總攻的同時，軍管會設立了聯絡站，在大比例尺的天津地圖上標明瞭各接收單位的進城路線、住宿地點等信息，引導七千多接管幹部入城。對於大部分人來說，當日天津市留給他們的印象，可能就是“漆黑一團，血流成河”這樣的情形。但這是這座城市經歷過的、最後的戰爭慘景，在此後的數日、數月之內，無數懷着激情的建設者逐漸清除了舊社會的殘餘痕跡，在華北建設起了一個嶄新的城市。

   　取締“一貫道”

　　一本發黃的、厚厚的冊子封面上，豎排印着“一貫道組織系統”幾個紅字，右面寫着“天津公安增刊之七”“發至派出所”等字樣，左下角則註明了編印的時間是1951年，而左上角一個醒目的“密”字，標明瞭這個冊子在當年具有保密性。

　　這本冊子是民國文史研究者王向峯幾年前在舊書市場上購得的。所謂“一貫道”，是舊社會的一個封建迷信組織。天津解放後，新政權就着手對反動會道門進行了大規模的清理、取締，“一貫道”是主要的取締對象之一。

　　這本冊子就是在對“一貫道”進行取締後編纂的，有幾大冊。王向峯給記者展示的是第一冊，其中不但詳細記錄了“一貫道”的沿革、活動方式、所犯罪惡史實等內容，也記錄了其在天津的發展和組織概況。在目錄之後，附有了一個長長的圖表，很清晰地標示出了其內部的主要結構，主要人員的名字也赫然在內。而冊子中還記錄有大量參與其中的普通成員的名單，每個人的姓名、性別、住址、在該組織中的身份等內容，都寫得十分詳細。

　　《舊天津的新生》中也記錄了對“一貫道”的取締過程。

　　1949年底，天津市對“一貫道”進行了第一次取締，逮捕了“道首”，並在報紙上刊載軍管會的命令，立令該組織解散，並要求級別較高的成員進行登記。不過這一次取締並未進行得太徹底，因而在1951年，第二次取締便又展開。當時，不但在《天津日報》上陸續刊載了關於取締的數十篇文章，市政府還聯合其他機關組織了廣播大會，並舉辦罪證展覽，進行了極有攻勢的宣傳。

　　而後，軍管會再次要求該組織中的成員進行限期登記，派出所則紛紛建立了相關的委員會，幫助受騙的羣衆追回被該組織騙走的財產。同時，公安部門經過偵查，對仍在進行祕密活動的組織主要成員實施了抓捕。經過近兩個月的取締，使得“一貫道”在天津的組織覆滅。而在同一時期，天津市內的其他反動會道門也被紛紛取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