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執法者找出了諸多的理由以示執法的正當性，但卻掩蓋不了實質上和程序上的違法性，以及背後的利益驅動。回顧類似行爲造成的結果，發現在“魚鉤”上晃盪着的，除了當事人，還有更大的“魚”———那就是法律、道德和人們的善良之心。

　　滬上私家車車主張先生因爲惻隱之心竟然引來“非法營運”的橫禍。張先生在上班途中，因路人“胃疼”，動了惻隱之心搭其上路，結果，“搭客”拔了他的鑰匙，車外七八個身着制服的人將張拖出車外，還被雙手反扣，卡住脖子，搜去駕駛證和行駛證。對方告訴張，他們是城市交通執法大隊的，要他交錢才能拿回車，在各種壓力下，最後張交了1萬元才取回車。

　　近年來，執法部門“釣魚”讓普通公民成爲“違法者”而進行處罰的案件層出不窮，上海甚至發生過司機殺死“釣子”的事。儘管執法者找出了諸多的理由以示執法的正當性，但卻掩蓋不了實質上和程序上的違法性，以及背後的利益驅動。回顧類似行爲造成的結果，發現在“魚鉤”上晃盪着的，除了當事人，還有更大的“魚”———那就是法律、道德和人們的善良之心。

　　行政執法中的“釣魚執法”，應當是源於刑事偵查中的“設套抓捕”，即在掌握一定證據的同時，爲了抓獲已知犯罪嫌疑人，而通過“誘惑”方式，以利引之，使其落網。“誘捕”有着嚴格的控制要求，具體說來，有以下幾個條件：第一，誘捕對象是犯罪嫌疑人；第二，已經掌握其部分證據；第三，誘捕時的事實不作爲犯罪證據。但刑偵中的設套，是爲了抓住已有犯罪嫌疑之行爲人，而所設之套本身，也不能成爲證據。但是，行政執法中的“釣魚”，卻是引誘守法公民“違法”，並把所設之套作爲定性的證據。這種取證的方式本身顯然就是違法的。

　　從動機上來看，行政執法機構的違法執法有兩種情況，一是爲了遏制部分違法行爲的泛濫趨勢而採取的過激方式；一種是爲了某種利益而進行的理性選擇。第一種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但很遺憾，目前各地所暴露出的違法執法行爲，基本上屬於第二種類型———執法者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做的與自己的利益有關，並可能爲此進行相應的理性策劃。

　　法治秩序的建立，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在建立法治秩序的過程中，執法者的行爲倍受公衆關注，也最有可能影響公衆的法治觀念。執法者嚴格、公正的執法行爲，所樹立起的不僅是執法者的權威和形象，更是法律的權威和形象。當一個執法部門爲了私利而“執法”時，特別是引誘守法者“違法”時，社會對法律就會產生強烈的質疑。而執法者所影響的也不僅僅是這一部門的形象，更影響了法律的形象，動搖了人們心中的法治觀念和信心。行政執法中的“釣魚”行爲，不但會讓公衆在守法與違法的困惑之中，模糊守法與違法之間的界限，更是對社會道德釜底抽薪般的打擊。當“釣魚”成爲常態，社會的信任危機也自然會加重，互助友愛的美德將在“釣魚”中失去生存的土壤。

　　執法者的“釣魚”，守法者固然是那條魚，法律、道德也同樣是那條魚。張先生的一段話，已經比較準確地道出了這一後果：“我錯了，我不該有同情心，不該三十多了還這麼天真，不小心就帶上不認識的人，我一介P民還想和雷鋒同志叫板。”廖德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