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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怎麼辦?總得搞錢吧?』
船艙逼仄而空氣污濁。周文芬想鑽出艙透氣,可江面上突然下起雨來,她不敢淋雨,只好鑽了回去。
這一船人裡,有30來個是『搞那個的』,每人進城收3塊,返程收1塊。價格是『血頭』跟老謝講的,『血頭』坐船時,老謝不收錢。
『我咋敢跟血頭要錢,他要是帶這些人包船去了,我到哪兒裝人?』這筆賬,老謝算得很清楚。
47歲的龔傳海便享受著免費坐船的待遇。他是方圓幾十裡有名的『血頭』,每次都在油坊溝碼頭上船。
與他一起上船的人,大多是他直接或間接介紹的。每介紹一個新人,采三次血漿後,血站會給龔傳海20元『勞心費』。這些人以後每采一次血漿,介紹人會提成一塊錢。表現好的介紹人,在年底還會有獎勵。去年,龔傳海完成了2000多袋,血漿站獎給他一床太空被和一箱梨花村酒。
龔傳海是在孩子舅舅的介紹下去的血漿站。那是2000年,他連續去了三次,但都沒『抽血』,『總感覺丟人』。
可家裡每年上繳提留就得五六百元,收成不好的年頭,地裡收的糧食全賣了也不夠。家裡不僅沒糧可吃,還得花一大筆錢給妻子做手術。
第四次去血漿站後,龔傳海決定『豁出去了』。在那裡,他也接受了一番教育,知道自己是在『獻血漿』而非『賣血漿』。這個方圓幾個村子裡最早『搞那個的』人,聽到別人說『賣血漿』,往往不高興,並且會聲明『我們這是獻血漿』。
同樣不高興的,還有血漿站站長李光成。
『我只要聽到「賣血漿」,心裡就老不高興。』他強調,『人家的奉獻遠遠不止100多塊錢。』這位站長要求他的護士,在采集完血漿後,不能將血漿袋隨手扔在臺子上,『這樣會給人家造成心理創傷』。他還建議護士最好雙手輕輕放下袋子,最後還要向供血漿者說一聲感謝。
在李光成看來,『獻血漿』是『一種高尚的行為』。但在山村裡——尤其是老人們眼中,是種『難以接受的行為』。
『狗日的,肯定賣血去了,血賣了賣油,油賣了賣骨頭。』看見龔傳海回來,村裡一位老人隨口罵道。
早期,血漿站曾獎勵過龔傳海一副對聯和門畫,但他不敢往門上貼。上中學的兒子,曾勸他別獻了。
『生活怎麼辦?總得搞錢吧?』他把兒子給噎了回去。
每次進城,龔傳海都會換一身稍新的乾淨衣服,回來後,妻子會給他燉碗雞蛋糕,或是煮個雞蛋,他還會喝一杯黃酒活活血。
他所在的村民小組,已有幾十個人找過龔傳海,希望他介紹他們去獻血漿。有些身體不合格的,還試圖找他去疏通關系。
『沒錢使嘛,你不獻?總不能坐吃山空吧?』龔傳海說,村民們大都跟他的想法差不多,『在家閑坐著也是坐著,獻了還有100多塊錢。』
偶爾,這個『血頭』也會一聲嘆息,他發現,村子裡有手藝的人,都出去打工了,而自己沒什麼手藝,『只能做這兩頭不見天的事』。
但他時常也會安慰自己,『現在日子總算好過了』,因為在他出生前後,他們家經常需要到處討飯吃。坐在23年前結婚時蓋的土房裡,他會與家人一起『憶苦思甜』。
然後,每隔一周的周四,他會趕十幾裡山路,去坐老謝的船進城。與周文芬不同的是,他是『血頭』,老謝不會收他的路費,他能多掙4塊錢。
『生意還不錯,來抽血的人挺多』
在距離終點約15分鍾航程時,船拋錨了。
柴油機發生了故障。船開始在河面起伏漂流,乘客一陣騷動,經過近5分鍾搶修,船得以前行。
尚未開出10米,機器再次熄火。幸運的是,風是吹向近河岸的,在顛簸漂流了更長一段距離後,船終於靠岸。
與此同時,河對岸縣城的上空,飛起片片煙花,這讓這一次拋錨,變得不再那麼沈悶。絢麗的煙花在陰沈沈的天空裡,整整響了五六分鍾。
煙花過後,船重新啟程。老謝從船頭的乘客開始,挨個收路費。賣菜的農民們,抱怨他耽誤了他們做生意的最佳時機;『搞那個的』人們,則大多默不作聲。
船一靠站,所有的人便以最快的速度衝出船艙,周文芬她們也被裹挾在這條匆忙的隊伍中。沿江的公路上,他們也成了腳步最匆匆的一隊人。靠近血漿站大門時,他們幾乎都跑了起來,以便排到一個靠前的號。
他們注定是追不回被船耽誤的那一個小時了。
周文芬走進候采廳時,電子屏幕上顯示的是『1-220號准備交卡』,她們以前看到的是『1-120號准備交卡』。劉開連排在313號,周文芬雖然是304號,但她最近幾次沒來,需要先做體檢。
她坐著等待體檢結果的位置,一周之前,是一個老家在城郊農村的女人坐在那裡等待體檢結果。男人在城裡做小生意,這個女人在家帶孩子,這是她第一次來。孩子開學上小學二年級,每月要交150元早餐費。聽說賣一次血漿有160多塊錢,她早上8點就來做了體檢。
『你知道抽血痛不痛?』隔一會兒,她就會怯生生地向身邊不同的人問一遍。
血漿站大樓門口,掛著『鄖縣單采血漿站有限公司』和『鄖縣食品藥品監督局』的牌子。牌子下面,一群人大都席地而坐,或閑聊著家長裡短,或玩紙牌游戲『斗地主』,或伸著腦袋圍觀,還有人舔著價格在兩毛到五毛不等的綠色棒棒糖,以便獲取糖分補充能量。他們都是剛剛采完血漿的農民。
不少人是帶著年幼的孩子進城的。孩子們或拿著棒棒糖,或吃著一元一袋的鍋巴。血漿站大樓下依次開著11家小店,其中9家賣副食和百貨。
『生意還不錯,來抽血的人挺多。』在離大樓門口最遠的一家店裡,店老板說。
5毛錢的冰雪牌綠豆冰棒,一袋裝兩根。不少父母喜歡買,一根給孩子,一根自己吃。不過,抽完血後,他們纔能吃,因為血頭早已交代過,『抽血之前,不能吃豆類食品』。
吃完這根冰棒,差不多就到血漿站的班車送他們回鄉下的時間了。為了趕上班車,這些大人和孩子,凌晨4點就得起床。
但這班車不是每個人都有機會坐。來自城郊農村的一個黃衣女人,是自己騎摩托車來的,班車不經過她家。這個排在131號的女人,一邊逗兒子,一邊等候工作人員喊自己的名字。
在她身後,是大柳鄉的一個『血頭』。他夾著黑色公文包,大聲向一個同鄉男子交代注意事項。『抽血前,肉不能吃,黃豆、綠豆也不能吃,還有你老婆炒的花生米也不能吃。』最後,『血頭』囑咐男子抽完血後,不要在城裡亂跑,以免誤了班車。
而樓下,抽完血的人們,正提著大大小小的袋子等班車。有買了魚和噴霧器的男人,也有買了一塑料袋苹果、一個鋁合金盆或幾袋鹽的女人。
不過,周文芬並不羡慕這些有免費班車可坐的人。因為坐班車的人,血漿站不給發路費;坐船的人,則可以領到路費8元,而老謝只收4元。這樣,同樣一袋血漿,周文芬可以比那些坐班車的人多賺4塊錢。
賺錢的過程,還是和往常一樣,針頭刺進血管時,周文芬便有些發暈。當袋子被血漿充滿,機器停止運轉時,她幾乎暈厥。
那168元錢,是劉開連代她領的。然後,她被劉開連和桂芳攙扶到二樓食堂。她們把那根黃瓜分著吃了。等她們拿著采血漿的小票,免費在食堂裡喝了點粥,吃了點饅頭後,時間已是下午一點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