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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雲南省大理市衛生局出資、10多名防艾志願者負責經營的以同性戀為主體顧客的酒吧即將正式營業,衛生局和志願者們計劃通過酒吧的平臺對更多潛在的艾滋病患者進行『同伴教育』(11月29日《新京報》)。
雖然『注資男同酒吧只為防艾』,但這一做法仍備受爭議。有人認為政府有鼓勵同性戀之嫌,更有人斥之為浪費納稅人的錢。其實,與防艾宣傳老『套』相比,大理市的做法不僅在態度上更為積極,在方法上顯然也更為對路。
當前,性傳播已經成為我國艾滋病傳播的主要途徑,尤其是同性性行為。但政府力量在防艾上存在一個短板———很難走進目標人群。相比之下,由大多原本就是『圈中人』的志願者組織發起的民間組織在這方面優勢十分明顯,他們能夠直接深入『圈內』。
筆者以為,真正值得關注的不在於『同性戀酒吧』,而在於由此衍生的兩個問題:一是政府防艾基金的使用,二是『政府主導』防艾模式下民間組織的邊緣化。大理市衛生局注資的錢,是從當地的防艾基金裡拿出的。這樣的防艾基金各地應該也都有,這筆錢是怎麼花的?產生了哪些防艾效果?會不會也存在『艾滋腐敗』?
每到『世界艾滋病日』,我們總能看到政府主導的一些防艾活動,但由於對民間組織防艾作用的忽視,很多『政府主導』的防艾活動始終漂浮在表面上,以至於在公共場合發放安全套至今仍是重要的『保留節目』。
防艾的重要性和緊迫性無需贅言。而『政府注資男同酒吧』之所以能成為爭議新聞,某種意義上不能不說,背後反映的其實正是防艾工作更需務實的舉措、有效的途徑、理性的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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